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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黄仁宇全集》简介

    黄仁宇先生被中国知识界称为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学家，近日，为纪念黄仁宇先生九十诞辰，由黄仁宇先生之子黄培乐先生（JeffersonHuang）授权，《黄仁宇全集》近日由九州出版社首次出版。全集由十四卷组成，涵盖学术专著、历史随笔和小说，包括在内地首次面世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黄仁宇先生的胞弟黄竞存先生为本书撰写了序言，黄培乐先生为全集的每一卷都提供了珍藏的黄仁宇照片，其中的一些照片属于首次公开。

    全集十四卷，分别为第一卷《明代漕运》、第二卷《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之财政与税收》、第三卷《万历十五年》、第四卷《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五卷《中国大历史》、第六卷《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第七卷《放宽历史的视界》、第八卷《地北天南叙古今》、第九卷《关系千万重》、第十卷《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十一卷《大历史不会萎缩》、第十二卷《缅北之战》、第十三卷《汴京残梦》、第十四卷《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黄仁宇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黄河青山：目录

    编者说明林载爵

    本书和作者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印度与缅甸

    上海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

    普林斯顿，新泽西

    安亚堡，密西根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剑桥，麻省

    剑桥，英国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

    新港，康涅狄格

    纽约，纽约

    译后记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两岸学界内外评黄仁宇(1)

    周红斌

    黄仁宇（1918年-2000年）似乎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18岁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战后负笈美国，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在62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的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Updike）在New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1982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BookAwards）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从此黄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著，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以致一时“黄书走红”，有人开始筹办“黄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难怪有人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个“异数”。

    而黄仁宇的死，也同样具有传奇色彩——2000年1月8日他在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而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他和夫人谈话的主题就是身后事。黄仁宇含笑对夫人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

    众所周知，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然而有趣的是，有人也不买他的账，甚至说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琼瑶””正如耿立群先生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在此，编者将海峡两岸学界内外评论黄仁宇先生的一些言论整理出来，让读者能多侧面、多层次地去了解他，更理性、更客观地去品读《黄仁宇全集》。

    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他（指黄仁宇）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朱学勤

    那部被人很称赞，至今在亚马逊网上书店还列为普通读者评定为“五星级”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其实英文名字就叫“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意思是“1587年，一个没有重要意义的年头”，尽管我对这部书另有看法，但是这个名称中寄寓的一种历史观念，我却很赞成。

    ——葛兆光《续思想史的写法》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两岸学界内外评黄仁宇(2)

    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

    “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刘志琴《黄仁宇现象》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庄周《齐人物论》

    正因为有这种积极的态度，所以，尽管作者的思索冷峻，叙述残酷的历史事件也不动声色，但他的基本观点是乐观的。不过，他的乐观，是历史学家的乐观，不是文人的乐观。文人看历史，往往滑入渔樵闲话：“古今多少事，都入笑谈中。”今日的文艺娱乐作品，以“笑谈”历史为尚，正是文人的历史观与消费时代的嫁接。黄仁宇先生写历史用文学笔墨，但他仍是严肃的谈历史。

    最值得深思的，是作者纯粹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是在为某个团体“做项目”。他当然有时代的眼光，有所为而发；他也不写通史，只用显微镜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读黄先生的书，我再次确信：在学术领域，个人的声音并不微弱！

    ——卫建民《读〈关系千万重〉》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

    ——邝海炎《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从黄仁宇到易中天》

    黄先生的著述，以《万历十五年》成就最大。该书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由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天地。……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方舟子《悼念黄仁宇先生》

    （黄仁宇的）书的好处之一是给人一种“历史切身感”。这该是史书独具的魅力吧，如果抽掉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历史将变成可疑的概念和符号，而人们之所以读史，可不是为了听一堆教条。

    ——贺兆田（社科院文学所）

    考察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难发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一点迥异于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正史观。而重归纳、重综合、试图从长时段看历史的研究风格也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深得法国年鉴学派的营养。

    事实上，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如果不从职业而由心性划分的话，我们不妨借用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博士闲谈间的一种说法：无非两种。一种是本来就爱好历史的人，就象有人爱好武侠、有人爱好杂文；另一种是智者型的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吴思、甘琦《“黄仁宇旋风”风起何处？》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两岸学界内外评黄仁宇(3)

    《万历十五年》在青年学人和相关学界所受欢迎程度，要远比在历史学界高得多，这说明历史学界与相关学科及社会有很大的隔膜。……黄先生的成就在于，他确使人们注意到通常说法的另一面。

    ——赵世瑜《无可替代的黄仁宇》

    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因而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

    黄仁宇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陆史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枪杆子或握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仁字却几乎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所以他的著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历史知识，把个体的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并对他追忆。

    ——高王凌《黄仁宇放宽史学的视界》

    黄仁宇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全新的观察角度，也使他获得了全新的文字感觉。

    ——李方《给普通话写作点穴》

    李敖、汪荣祖合作出了一本评价蒋介石的书，书中有一句关于黄先生的书的介绍，大意是前国民党下级军官黄仁宇写了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为蒋介石辩护。淡淡一句话，就将黄先生的公正至于不可信的境地。这种绍兴师爷的笔法虽然很毒，不值得提倡，但却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刘伟《历史需要蒋介石吗？》

    年轻的黄仁宇在抗日前线恐怕还没有想过将来要研究历史，但他作为史家的潜质在这些战地通讯中已流露出来，他的业余写作当时被第一流的大报《大公报》看中，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仅有细致的观察力，而且有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即使在万分紧张当中也能宕开一笔、从容着墨。

    ——傅国涌《黄仁宇在场的历史记录》

    在我的片断印象中，黄仁宇是一个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尽管他在史学上有不少建树……黄仁宇对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却有失一个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力求客观、以事实说话的基本立场。……本文无意在此声讨蒋介石的罪过，旨在说明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黄仁宇的确失之偏颇，有失一个历史学家的基本风格。

    历史进退，黄仁宇自有心得；黄仁宇的得失，也自有后人评说。

    ——王春瑜《琐忆黄仁宇》

    就是在这样的大毁大誉中，黄先生的学术春天灿烂登临。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毁誉越大，书的销路越好。

    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除非他们有别样的机缘。比如别开生面，比如别具一格，比如别出心裁，比如别树一帜。而黄仁宇的公众化，便正在于他同时扣住了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并借了毁誉参半的出场方式而“搞掂”。相对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较扎实而符合市场标准的亮相方式、相对强大的传播机制、相对来说在公众层面上喜闻乐见而在票友和专家层面上充满争议的话语门径，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某种机缘，可能成为文化人进入公众视野的模版。次第牵连至今天的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们，莫不如是。

    黄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可能不足于让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可他的性格和创作状态则足以使其在外国读者、非专业读者、迷恋于可读性和新奇性的读者中产生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影响力和布道效果。在史学同行中他更象一个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他则更象一个思想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历史爱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严重不成熟的观念，可同样是这群人又不得不惊异于他的巨大市场。一个让专家们羡慕有宠大的读者群、让读者们钦佩有足够见识的人物，难怪会在漫天的毁誉中成为一个新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个新学科叫作“黄学”，而那个学科的书被戏称为“黄书”。

    略嫌浮躁的信息时代的到来呼唤着一种既有“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饱学之气又能迎合读者、以足够“好看”的供给创造读者需要的人。读者们期待新奇、新知和新颖的知识的各项要求，往往不是从那些极专业、极高深的专家们身上获得的——他们的创新有时只适合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流通在则不适合广大的散漫读友。于是，一些学术能力并不是超前但却具有超强的归纳能力、综合能力、学术成果通俗化本领、超强的文字亲和力的“作家”，便成为中下层、非专业、爱好型读者们的首选。黄仁宇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免不去“不伦不类”的印象，黄仁宇依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人物。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两岸学界内外评黄仁宇(4)

    ——笔公《黄仁宇：一个“不伦不类”的历史学家》

    《万历十五年》的走红还有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在发挥作用。它实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数十年间在史学界掀起阵阵波澜；但是它能在当下掀起大众阅读的狂潮，那就不得不佩服黄先生的才智与胆识了。读他的书，在“浅阅读”的层面上，我也常常激动不已。我好说黄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认为中国失败与落后的结症正是“道德治国”；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术与法律，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他认为，应当最大程度地将道德排除出历史讨论的范畴，在看待历史时，应当考虑当事人能怎么做，而不是应该怎么做，道德评判并非史家的责任。其二是“反性善”，黄仁宇借万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样，一身而兼阴、阳两重性。既有道德伦理的“阳”，就有私心贪欲“阴”，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其三是“反历史”，黄仁宇既然有了“大历史观”的武器，就要评判以往的“小历史”。他提倡在历史的棋局上，应当从纵深去看问题，一匹马被车吃掉，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它被别住了腿；然而马之所以被车吃掉，乃是从棋局开始双方对弈之综合结果。你不觉得这种“把一切事件的发生，均纳入历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带着一些历史决定论的痕迹吗？

    ——俞晓群《黄仁宇：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

    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据说台湾史界对他也并不认同，大陆对他浮泛的颂扬虽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读书界而非专业史学界（据我所见，只有徐友渔、朱学勤先生写过较深入的批评文字）。我有一点怀疑，黄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为他的历史目的论提供了一种填补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空缺的学术替代品？大家是多么需要一种凡事都可解释的华丽历史观啊。

    ——胡文辉（胡一刀）《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

    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

    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通过书中这类维妙维肖的勾勒，黄氏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现场”，让读者好似直接目击事情发生的过程，且又得以窥见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乐趣通常是阅读小说时才会获得的。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的两则封底书评，颇值玩味。一是DavidLattimore的看法，他认为该书“不凡而又富有思想。……怀着诗人或小说家的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另一则是美国著名小说家JohnUpdike的评论，他指出：”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TheGreatWallofChina）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

    黄氏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架构里，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叙事与分析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断裂。遗憾的是，在大部分的职业史家的作品里（中文世界尤然），这类断裂的现象极其明显，因为多数的历史学者已不再“说故事”了。

    ——（台湾）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两岸学界内外评黄仁宇(5)

    黄仁宇先生自辟了一套名之曰“大历史”（Macro-History）的史观派史学，在八○年代后半期的台湾史学界投下一块巨石，激荡出阵阵回响。

    或许，称呼先生为创作家，要允当得多。他不在乎理论体系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词用字是否为同侪所认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与想法的普及传布。在生命经验的参佐下，允许读者以最浅白直接的影像，去掌握资本主义最精淬的内涵，然后回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中，证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内的集体记忆。谁说先生不是一名严谨的史学家﹖对先生来说，走出象牙塔，进入人群，将半生的思考与同他一起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共享，才是他最终心愿。他何必在乎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作为一名广义的创作者，他在世纪末的台湾有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许多严谨史学家们的想象之外。

    ——（台湾）李福钟《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

    细绎本段文字的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卓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

    检讨这段历史，黄先生多次强调，要跳脱人物臧否与评价的“道德”层面，而“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此，“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也就成为黄先生史学精华的一体之两面。

    ——（台湾）邱澎生《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黄仁宇大历史的角度观照下，历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视。相形之下，历史上的人，均不免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常人。

    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李尉昂的小说里，背景才是主角。

    ——（台湾）张惠菁《当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黄仁宇与小说家李尉昂》

    黄仁宇的故事讲得越精采，历史的讽刺味就越浓。反之，传统组织越是致命，黄仁宇就获得越多的空间，越能精细刻画这些人物的特质与长处；而读者也越能领略中国社会的集体悲剧经验。努力、道德、天才都被命运，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的缺席所嘲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吃人的不是鲁迅所说的礼教，而是管理能力。

    清末的中体西用说是为“西化”论起了个张本，而黄仁宇的西体中用说，则是现代化论与历史目的论下的调和之说。

    ——（台湾）陈正国《当东方遇见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

    ——（台湾）刘季伦《“大历史”下的个人》

    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

    ——（台湾）王烦森

    “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台湾）龚鹏程教授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1)

    ——写在《黄仁宇全集》出版之际

    张海焘

    著名的史学家、国学家钱穆先生有一句名言：“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

    历史对一个民族来说为什么重要？历史是一种有用的经验和智慧，它不光是可以借来知兴替，不光是可以为执政者分析形势，制定策略提供参照和借鉴，更为一个国家民族传承自己的精神命脉，提升国民的思想素养、精神动力，提供发掘不尽的宝贵资粮。如果离开历史，无知于历史，或者说，一个成为“史盲”的民族，是无法承接历史经验教训、智慧精神的力量而振作复兴的。

    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时候，像近些年这样，中国人对于自己历史的关注热情是如此的高涨。而“百家讲坛”的出现，把历史文化研读解说的普及化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应当是民族精神复兴中一种极为可喜的现象。

    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之前，有一个人和他的一些书，先已成为这股大潮的有力推助者存在。那就是黄仁宇，以及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等影响广泛的论著。

    黄仁宇其人其书成为中国人读史热中一道闪亮的光彩。当我们想到，懂得历史对于民族是多么重要；民众渴求读史是多么可贵；专业学界理应提供许多有见解的普及性历史读物，但却多么难见；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黄仁宇作品对于中国的历史研读普及化而言，所具有的特别意义。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万历十五年》为发端，黄仁宇的著述在中国陆续问世。此后20多年来，它们为中国大众的历史研读作出了独占鳌头、无人取代的积极贡献，为提升人们的历史研读质量，产生着广泛深远的有益影响。众多的读者因喜爱黄氏作品而爱戴黄氏其人。并且，在民间自发产生了所谓“黄学研究”，又把黄氏作品昵称为“黄书”。从“黄书”的持续销售量以及众多读者的感言、讨论等等，可以看出黄仁宇在中国的读者群中拥有着广大的“粉丝”。一个历史学专家及其著作，能受到如此广泛持久的欢迎，一边是众多渴望研读历史，而不愿做“史盲”的人们，一边是一位能够为他们提供阅读良品，传播历史智识的专家，两者之间达到如此相应的契合，这是在中国，任何时一个时候所未曾见过的。这也是中国阅读史上一种稀有而令人欣慰的现象吧。

    在2007年即将过去，2008年也就是黄仁宇90诞辰即将来临之前，我们将他的零散于各处的著述加以编辑汇总，推出了《黄仁宇全集》。这应该是对黄仁宇先生的一种有着特别意义的纪念，同时，我们可以把这部全集看作是黄仁宇先生对广大史学读者的最后的总集的奉献。对于中国的史学研读的普及化，这部全集也还会起着它特有的积极作用。因此我想，这当然又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在《黄仁宇全集》出版之际，笔者还有另外一些话想说一说。

    先说《黄仁宇全集》的构成及阅读意义。这部全集共分十四卷，主要包括了黄仁宇的史学论著、历史小说、通讯报道、随笔和个人传记等。通过全集的形式，一个人的经历和中国大历史的交融关系在此完整地跃然纸上，而它的内容包含着丰富宽广的历史叙述的价值。如有评论所言：“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可以说，黄氏作品至少有着这样两大特点，一个是它形式上的超越专业的广泛传播性，使得比较专业的内容能够让非专业读者喜闻乐见；另一个就是它内容上的丰富广阔性，所有的文字涉及历史与现实、个人与世界，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大历史的画卷，并体现着富有特点的见解与思考，而这也正是诸多不同层面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各自收获的价值所在。

    再说说关于舆论对黄仁宇的评价。在黄仁宇的生前身后，他的著作一直被人们关注、议论着。赞誉褒扬有之，贬毁批评有之，甚至形成鲜明的对垒。这也就关系到怎么看待出版他的全集的意义问题。而作为出版策划编辑之一，笔者想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2)

    有件事在这里值得一提：那就是在2001年的1月6日，黄仁宇先生逝世1周年之际，在台湾由《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办了一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会上有8位学者作了长篇深入的评论发言，可以说，这场研讨会开得别具特色，质量也是比较高的。

    研讨从上午9点到下午将近6点，是一场持续整天的开放性会议，现场由各界人士自由入内参与讨论。8篇论文对“黄仁宇现象”的分析评价，既有肯定的，也有批评的，显示了评论者认真细致审慎的探讨精神和学理观点上相当的水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对各篇观点展开介绍，但可以把题目罗列于下，读者可以从中感受些许研讨指向和学术味道。

    开头是社会学家高承恕的专题演讲：《从万历十五年到二OO一年》，回忆了自己阅读黄史著作的震撼感受，以及治学中所受的长久的获益。然后是8篇论文宣读讨论：《遥远的现在——论黄仁宇的大历史考察对中国与全球变迁有何意义》、《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历史的合理化及其仲裁——黄仁宇史学的性格与它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里的位置》、《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大历史”的个人——黄仁宇史学中的紧张性》、《从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黄仁宇与小说家李尉昂》、《当东方遇上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数目字管理”是洞见或者限制：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第一，这场有规模和有水准的研讨会，应该是比较集中典型地代表了两岸舆论的多种看法。人们是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及学术文化承接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真中肯地探讨“黄仁宇现象”的重要意义，由于立意的切当，因此研讨就显出了特别的学术价值。第二，这样的探讨和收获，已经印证了黄仁宇作品所拥有的不凡地位。对于那种因批评而至于认为黄氏作品“不值一读”的太过高明的极端意见，我想，一位评论者的话可以引述，他在指出自己所认为黄仁宇治学中存在的疏漏之后说：“作为一名广义的创作者，他（黄仁宇）在世纪末……有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许多严谨史学家们的想像之外。”我想，这应该是比较中肯的结论。

    关于“黄仁宇现象”的各种评说，大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黄仁宇的著述所引起的阅读震撼和热潮，使人们公认他是值得学界重视和学习的写作楷模。这一点，已经得到评价中不同意见各方普遍的认同。而这也正是本人作为出版工作者最想多谈谈的一个方面。评论者中对于黄氏的写作风格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不乏高度赞赏者。如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说，《万历十五年》将“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在台湾，有学者将黄仁宇放入中国古代和西方20世纪80年代史学书写方式的变迁中去比较考察，从中探索黄氏写作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将黄氏著作与18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史学经典作品，如休谟的《英国史》和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这些史学家恪守“以史事阐明哲理”的信条，“让史书充满叙述之美”，《万历十五年》虽然在卷帙上不能与这两书相比，但“其铺陈布局、娓娓道来的的本事却不遑多让”。有人慨叹：“黄仁宇说故事的本领，仍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学家无法望其项背。而这仍然是令人遗憾的现象。”在大陆，有史学专家也发出同样的感慨，认为史学界远离大众的阅读渴求，不能努力提供普及力强的著述，一方面是随意编纂的低水平的历史书充斥于肆，另一方面是史学界本来应担当责任，把优质的历史读物提供给大众的，却很少去做这样的事情；并更进一步深入检讨了这种现象得以存在的政策体制原因，忧虑地指出：“在学术界认可的，不是社会需要的，而社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学术界看中的，长此以往，何以提高大众读物的水平？”呼吁：“‘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3)

    我想，有识之士所说“黄仁宇现象”的如上警示，或者启示，应该不只是对于历史学界才有意义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学界来说，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不妨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待这个事情，要为整个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就需要在人文自然诸学识的普及推广上做好文章，而这正是学界与出版界所面对的一个迫切的任务。这正如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李大钊撰写的名联所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里的妙手文章，正是要我们面对社会，以铁肩担当起自己的重任，以方便巧妙的文字传播各种知识。专业学术的研究形成成果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学者突破专业话语体系的屏障，把学问知识普及社会大众，这是很重要的贡献之一。否则，其使命、其责任就很难充分地落实。“铁肩”与“妙手”、“道义”与“文章”的关系就是如此的密切。

    然而，我们在向学界组稿中，往往会碰到这样的回答：写通俗读物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要比学术文章难写，需要费力增添文采，另一方面这种东西又不能算学术成果，费了时间和精力，还无助于评职称，很是不合算。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某些学者写出带专业性的畅销书时，往往便引来专业内的非议之声，说他们太肤浅，说他们搞错了，云云。这种情况，从黄仁宇到于丹的作品问世，都是存在的。于是，我们特别期待专门家在对这些为社会写出备受欢迎的普及读物的作者提出很有水平的批评的同时，也能够写出一些更好的通俗性强的著述，为提升大众的阅读水平，尽到自己的“道义”。而且，如果学术界能从课题基金导向和职称评定导向上，将社会需求性广而强的课题列入重点，并规定一定的普及性写作指标，那就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了。这是不是学术界实现良性的协调的统筹的科学发展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呢?

    第二，围绕黄氏治学方法及其观点，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关于讨论的内容，不能在此展开介绍，而我想说的是，尽管黄仁宇的学术建树在一些历史专业者看来还不够高，并且因为存在某些不足而引起诸种批评，但是这些却并不能否定他依旧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富有贡献的历史学家。我想，黄仁宇先生对于我们，有着两个重大的借鉴之处。一个是他的学术叙述方法，值得学习和效法；另一个就是他的学术内容，其在明朝历史方面的研究，以及超越明史在更广领域的探索，都具有着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我同意一位学者的观点：不论他在治学中存在多少疏失，而能够引起关注讨论，那么他本身就成为把学术引向深入发展的某种起点或切入点，这也就是他的另一种特别的贡献所在。

    应该说，关于黄仁宇学术内容的讨论，如果立意切当，那么是可以蕴含重要学术价值的。例如，他的重综合轻分析的治史方法，本身反映着史学领域综合派与分析派的重大分歧；他的大历史观中唯技术研判去道德评价的治史主张，本身就是对另一种不恰当的泛道德主义历史观的有些过头的反动；而这些依然是历史哲学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这使我想起当年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论道德价值的本质》，其中提出了道德评价在历史必然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命题，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涉及了上述后一问题。当时在答辩现场，参与答辩审查的老师们都兴致颇高地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我还记得一位老师最后对我的论文答辩作出的评价：“不管问题讲得怎么样，能够确立这个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就很有价值了。”现在看，关于历史研究中道德评价的地位与作用，似还没有达到一种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统一见识。那么，若能以黄仁宇的著述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资源，就此深入研究，并推动了学术的进展，不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愿更多的人们在历史的研读学习中受益，而历史家的普及努力在这之中功不可没。为此，我们应当谨记和感谢他们。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编者注

    编者说明本文为台湾联经版《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2001年1月）的编者说明。——编者注

    黄仁宇先生以三年的时间完成本书，他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撰写，1983年9月底完成，其间经过不断修改与重写，最后的定稿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定稿之后，即束诸高阁，未做任何增删，因此，本书所述人事，仅止于1983年。

    1996年8月，黄仁宇先生向我提及这本自传，但言明必须在他逝世后才能翻译出版。2000年元月8日黄先生去世后，黄夫人格尔(GayleHuang)女士随即寄下书稿，我们委请张逸安女士开始进行翻译。在作最后校订时，格尔女士不幸于11月20日逝世，终未及见本书之见世。

    黄仁宇先生在1980年离开教职后，戮力撰述本书，追忆个人平生经历与学术志业之奋斗过程，并阐明历史观点之形成与演进。人事交融，前后穿引，既细腻又壮阔，风格独特。读者当可借由这本回忆录，进入黄先生人格与思想之广大天地，一窥究竟。

    林载爵谨志

    然而，我们在向学界组稿中，往往会碰到这样的回答：写通俗读物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要比学术文章难写，需要费力增添文采，另一方面这种东西又不能算学术成果，费了时间和精力，还无助于评职称，很是不合算。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某些学者写出带专业性的畅销书时，往往便引来专业内的非议之声，说他们太肤浅，说他们搞错了，云云。这种情况，从黄仁宇到于丹的作品问世，都是存在的。于是，我们特别期待专门家在对这些为社会写出备受欢迎的普及读物的作者提出很有水平的批评的同时，也能够写出一些更好的通俗性强的著述，为提升大众的阅读水平，尽到自己的“道义”。而且，如果学术界能从课题基金导向和职称评定导向上，将社会需求性广而强的课题列入重点，并规定一定的普及性写作指标，那就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了。这是不是学术界实现良性的协调的统筹的科学发展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呢?

    第二，围绕黄氏治学方法及其观点，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关于讨论的内容，不能在此展开介绍，而我想说的是，尽管黄仁宇的学术建树在一些历史专业者看来还不够高，并且因为存在某些不足而引起诸种批评，但是这些却并不能否定他依旧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富有贡献的历史学家。我想，黄仁宇先生对于我们，有着两个重大的借鉴之处。一个是他的学术叙述方法，值得学习和效法；另一个就是他的学术内容，其在明朝历史方面的研究，以及超越明史在更广领域的探索，都具有着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我同意一位学者的观点：不论他在治学中存在多少疏失，而能够引起关注讨论，那么他本身就成为把学术引向深入发展的某种起点或切入点，这也就是他的另一种特别的贡献所在。

    应该说，关于黄仁宇学术内容的讨论，如果立意切当，那么是可以蕴含重要学术价值的。例如，他的重综合轻分析的治史方法，本身反映着史学领域综合派与分析派的重大分歧；他的大历史观中唯技术研判去道德评价的治史主张，本身就是对另一种不恰当的泛道德主义历史观的有些过头的反动；而这些依然是历史哲学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这使我想起当年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论道德价值的本质》，其中提出了道德评价在历史必然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命题，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涉及了上述后一问题。当时在答辩现场，参与答辩审查的老师们都兴致颇高地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我还记得一位老师最后对我的论文答辩作出的评价：“不管问题讲得怎么样，能够确立这个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就很有价值了。”现在看，关于历史研究中道德评价的地位与作用，似还没有达到一种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统一见识。那么，若能以黄仁宇的著述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资源，就此深入研究，并推动了学术的进展，不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愿更多的人们在历史的研读学习中受益，而历史家的普及努力在这之中功不可没。为此，我们应当谨记和感谢他们。

《黄河青山》 作品相关 本书和作者

    黄仁宇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数年后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他的士兵每月薪饷十二元，但如果携带一挺轻机关枪投奔附近山头的土匪，每人却能领到七千元。情势如此，黄仁宇无法成为军事英雄也不足为奇了。

    他之后去过印度及缅甸。在本书中，西方世界的读者将有第一手机会了解，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幕僚群及中国野战部队之间如何进行恶意竞争，而且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观察。我们的作者就在现场。

    对日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前往东北，见识到林彪的“人海战术”。麦克阿瑟七十大寿时，黄仁宇代表蒋介石去送礼：象征长寿的盆栽。但在下一趟的台北之行中，黄仁宇和长官陆军中将朱世明却差一点被监禁，因为谣传朱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不过，直到今天，黄仁宇对蒋介石仍然有一定的仰慕。他也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对毛泽东有一定的敬重。

    本书作者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USArmyStaffCollegeatFortLeavenworth，Kansas)，从国民党军队退伍后，到安亚堡(AnnArbor)做按日计酬的工作，一边攻读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学位。三十年来，他毫不间断地研究历史。他在数所重要学府做过博士后研究，其中包括哈佛及剑桥。他还出版过数本著作，发表无数的文章。他的《万历十五年》两度提名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BookAwards)，已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法文、德文及日文译本即将问世。

    在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上，黄仁宇博士不同于西方大部分的学者。他认为，西方式的学院分工方式无法适用于中国文化的综合研究，因此，西方观察家通常不是将中国视为“白雪公主”，就是看成“老巫婆”。事实上，中国两者都不是。为了独排众议，黄仁宇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

    中国出了什么问题?黄仁宇会告诉你，中国是“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他在本书中解释，这是地理因素及历史原因使然。至于补救之道，他建议“加强中间阶层”，尊重农民阶级的财产权，因为到目前为止，后者都是看各党派的脸色。

    黄仁宇在中国大陆及台湾还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位居高层。他劝他们从历史深处去探讨他们的问题所在。中国人可能要像桥牌选手一样，祭出高明的策略。

    至于刻下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本书敦促双方的公民停止自认道德优越，转而接受事实，了解“两个不完美的系统”都面对共通的“巨大数学问题”。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通常来自于目的论的见解，将历史解释成三个步骤的直线发展：过去、现在及未来。这种干净利落只适用于受限的视野或当地的事件。在“大历史”中，作者必须想象我们生存在宇宙的螺旋之上。即使是伟大的领袖，也只能在弯曲的小径施加小小的推力，其行动很少能配合其目的。重大战争只是启动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趋势，使好战分子最初的军事目的显得无关紧要。然而，即使如此，黄仁宇坚决否认自己是目的论者或是哲学家。他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学家，但不是理想派，而是实务派。他引用康德的话指出，没有人可以自认了解“物自身”与“不可知”。但他也引用普利茅茨殖民区(PlimothPlantationinPlymouth)及1862年的公地放领法案(HomesteadAct)，甚至在纽普兹(NewPaltz)的休京拉移民(Huguenotsettlers)，以说明他的观点。本书充满了趣闻轶事。

    黄仁宇的文字有时接近于自白。他承认自己最初被教导恨英国人，后来恨日本人，再后来是俄国人，但最后他全部与他们为善。在所有的人士中，他将他目前的心平气和归功于东北的俄国大使馆馆员，因为后者阻止他枪决一名行窃的中国士兵。

    本书究竟是一本规模非凡的自传，或是以外射螺旋格式写出的第一本大历史，读者可以自行决定。毫无疑问的是，作者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作者的文字浅显明白，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也许就是因为如此，约翰·厄卜代克(JohnUpdike)才形容他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

《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1)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用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9月，教育部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2)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12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用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毛泽东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毛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或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Williams)，也死于狱中。

《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3)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儿扯不上任何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东，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皱皱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

《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4)

    如果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透过不断的操练来训练我们，颇有禅宗的味道。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操场上，演练如何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确实在立正时，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命令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不舒服的姿势中。有一名军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我们是否眨眼。另一名军官会藏在我们身后，突然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教官说，如果一个人确实立正站好，头盖骨底部有压力时，身体会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头一样。这时我们已经练习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被罚，因此不敢要求长官示范。

    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我们必须无视于眼前潮湿土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子可能觉得不舒服。我们假装没注意到邻近甘蓝菜田里的蜜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们接下来就忘了自己身处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败仗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省的国家。这个步骤完成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

    踢正步的优美之处，不在于踢得有多高，而在于踢得有多慢。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进中，我们每一分钟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钟不到一百步，场面会更加壮观动人。有一连可以做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美得令人屏息。不过，为达此目的，军乐队必须做特殊安排，重新调整节奏。

    芭芭拉·涂克门女士(BarbaraTuchman)曾说，我们是“展览用军队”。说得没错，我们的确常表演给来宾看，穿着制服和皮靴，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配备闪亮的现代武器，观者无不印象深刻。有一次，一组美国新闻影片记者拍了我们三天。四个兵团集合时，一字排开，占了好几英亩。对他们而言，我们军容壮盛，铁定可以改写中国数百年来的形象。但是，我必须要说明，我们无意欺瞒。

    多年以后，经过不断的阅读和反省，我才了解到，国民党对统治的心态，具体呈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无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现实有出入，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

《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5)

    国民党的难题是，它打算在20世纪再重复这个过程，但中国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无处可隐藏。将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测试后，没多久我就觉得理想破灭。

    军校毕业后，我取得任命状，首先担任排长，后来代理连长。不过我的这一连只有一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兵。我隶属于国民党的第十四师，奉命驻守云南边界，紧邻日军占领的越南。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许多美国人很难了解此话何解，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不只是牧师的训道及教师的演讲，连营建工人的炉边闲谈及理发店、酒吧中的谈天，都传达了全国一致的关怀，即使目的各有不同。美国军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支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份，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词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

    战争过了四年，快要迈入第五个年头时，军队只剩骨架般的架构，居然还能维持战斗队型，真是奇迹。事实上，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缺足够的工程、后勤与运输服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当前的问题不在如何改进，而在如何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对我来说，生为战地军官有不少不便及苦处。我必须睡在用门板改装成的硬木板床上，至于勤务兵如何去找到这片门板，我决定不予过问。我脚上穿着草鞋，但没袜子穿，草鞋总是磨着光脚，让脚起水泡或磨擦成伤，长时间走在泥泞路后，更可能引起感染。我们大都吃玉蜀黍，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较粗的品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皮硬到必须被磨成粉后，我们再就着水勉强吞下。饮食情况如此，我必须盯紧我的属下。只要有机会，他们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我的警戒并非出于道德、伦理、公共关系或甚至军纪的考虑，而是出于实际而自私的想法。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大吃大喝，可能因此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丢了一名士兵，从此就永远少一名，再度行军时，他所留下来的步枪和设备，就必须由我们来扛。步枪尤其重要，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支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军官的手枪。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姓名，随手把笔往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声枪响，响彻空中与群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

《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6)

    除了物资缺乏以外，我们还面临严重的运输问题。云南南部的山区人烟稀少。雨季时，拖在身后的一包一包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掉进及膝的污泥中。从村民中征召来的驴子数量有限。1941年夏天，我们这一师，包括司令部及三个团，驻扎在村落中，彼此相隔二三十英里。师部决定优先供给盐与蚊帐。至于夏季制服，军政部已经发给每人一套，发放地点在火车站，我们再自行送到驻扎地区。这一套制服，就是军人所拥有的全部衣物。前一套早已磨坏，军方高层从来不关心军人有无内衣可穿。有一段时间，我们洗衣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晴天时把整连人带到溪边。人在洗澡和玩水时，制服放在一旁晒干。万一敌人抓住正确时刻突袭，会一举捉到光溜溜的我们。夏天过了一半，情况多少改善了些。军政部终于拨给师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在当地买第二套制服，但到那时，通货已大幅贬值，资金缩水，而附近也没有供货商。我们的师长运用想象力，让后勤官打扮成商人，从日本占领的越南购买骡子运来的白色布料。回到国内后，布料再交给当地的染工处理。颜色是否接近正规的草绿色，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其后数星期，所有师可以找到的缝衣机都派上用场，做的是短裤短袖，以节省布料。此时士兵才有第二套制服可替换。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我们连中有一个“落后五码的唐”，我搞不清楚他为何被迫入伍。唐有点驼背，肩膀显然歪一边，骨瘦如柴。然而他的主要问题似乎在心理方面，因为他左右都分不清。我接管这一连没几天，才发现他的习惯很奇怪。我们行军时，他总是落后，但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超过五码。我们速度慢下来时，他也不会试着追上来。但我们加快速度时，他也设法加快脚步，因此始终保持五码的距离。有一天我决定停止他的这项特权。我对他喊：“加油，跟上来，唐!我不想让你装做后卫。”

    他没有加快脚步，反而索性停下来不走了。他带着乞求的神情望着我，喃喃自语，仿佛在哀求我：“脚很酸呢!”

    “胡说，如果你可以在队伍后头走那么快，没有理由不能走在队伍里。”

    他仍然动也不动。我失去了耐性，挥舞着拳头对他吼：“笨蛋!你必须走在队伍里，要不然我就揍你!”

    听到我的威胁后，唐开始嚎啕大哭，一瞬间泪流满颊，哭得像小孩子一样。我愣住了。忽然之间，我想到我的前一任长官想要改变他并没有成功，他的诨名并非凭空而来。我将那五码距离认定成绝症，纳闷军中养这样的废物有什么用。

《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7)

    赖中尉是个红脸年轻小伙子，受过中学教育，担任营里的副官，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他对我说，他的老家靠近洞庭湖，有一次一枚打算用来炸日本战舰的鱼雷漂到岸边。这枚怪东西长了很多触角，吸引一大群好奇的群众，其中也有小孩。一个勇敢的人走过来，手上拿着一把螺丝钳，自称知道如何拆除鱼雷，结果是轰的一声，震动镇里所有房子。当天晚上，哀悼至亲的哭声从街头传到巷尾。赖中尉叙述故事时，心平气和，仿佛他就在场目击。我从来不曾问他如何得以不受影响，但是，我认定他很有智能，神经比较粗。他看我和唐这样的士兵过不去，有一天对我开骂：“你们这些军校来的人老是自以为是!想把这种人改造成军人?门都没有!”他摇摇头。

    接着赖副官跟我解释，唐这种兵是用来充数的。作战时，大半要靠受过射击训练的人，也许他们的技术不是很高超，但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瞄准训练。师里设立训练队，让他们熟悉步枪、手榴弹和自动武器。我这一连就有四个人曾经受训。难怪他们举止和别人不同，有时几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让我很生气。他们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未来我还要仰赖他们。至于其他人，最好还是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要他们射击时大方向抓对，就算不错了。至于“落后五码的唐”，我大可自行决定。他不过是个小孩子，我之前为何没想到呢?

    想通了后，我顿觉解脱，不必再去尝试不可能的事。但我也觉得很沮丧，只要当大学生，我就不必当兵，可是我却自愿从军。在军校待了两年，更多时间花在行军上。我很想对国家有所助益，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论我是否在军中，情况都没什么差别。我曾经幻想当拿破仑，但是眼见这样的局势，如果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我能置身后卫，就很荣幸了。

    这样悲观的想法让生活更难忍受。我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读物，唯一的报纸是师里的政治部门用油印机印的一张纸，消息来源是收听广播，重申我军在前线表现有多优异，尤其是和英军、法军相比，更不用说俄军，当时苏联军队也败在希特勒手下。

    1941年雨季，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无穷无尽地下着，有时是倾盆大雨，有时是濛濛细雨。如果能停半天，就相当不错了。我感染了虱子。在亚热带的云南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的白日很暖和，但夜晚气温陡降，山区更是如此。士兵穿着冬季的棉袄蜷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们的除虱行动从来不曾大获全胜。有一天，我看到士兵把棉袄内部翻出来，在缝线中寻找虱子，找到后就用大拇指掐住虱子柔软的腹部，哔啪作响。不久后，我也拿出母亲给我的羊毛衫如法炮制。一名中国作家曾发表一篇短篇故事，描写掐虱子时，看到拇指上沾着挤出来的血，不禁涌出复仇的快感。他一定有亲身的体验。

《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8)

    我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我们从来不把疟疾当一回事，医生会给你几片奎宁药丸，认定你服了后就照样活蹦乱跳。我的一些军官同僚认为，治疗疟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狗肉，我深感怀疑。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军中饮食多样化的医学借口，结果我并没有听信这派的医学理论。

    雨季快要结束时，我们准备接受第九军司令官的视察。我们尽心尽力清扫驻扎地所在的农庄。但是关麟征将军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成果。我们师里的射击手在他和随从军官前表演技艺，他再对我们进行一番小小训示后，视察就结束了。

    约莫在同时，我发现前线一些作为令我心烦。第十四师夹在两大军团之间。西翼是第九军，东侧第一军是由军阀龙云率领的云南省军队所组成。他们都戴法国头盔，装扮也胜过我们。部分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联系较好，驻扎地区的公路也较好，因此状况较佳。但是，他们的军官从事走私贸易。骡队通过他们的前线往返越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默许。骡子运载桐油、水银及锡块到南方，这些都是日军需要的战略物资。回程时就载了鸦片、纺织品和香烟，不难想象他们从交易中取得暴利。对日本间谍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掩护。数月之后，我在重庆遇见老友卢益(音译)，在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将我的见闻写成文章，由他替我发表。现在卢仍是上海两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黄河青山》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黄河青山》 中国内陆(9)

    在我们获悉珍珠港事变前一周，我的父亲过世了。因为当时邮政缓慢，我收到妹妹写的信时，已经过了一个月。信中她只提到父亲病重，我把信给长官看，获得第十四师批准“长假”，几乎等于退伍令，我不用再回来服役。美国参战时，我们觉得胜利在望。先前我方急着把军队派到云南，认为日军一定会从越南入侵。然而，太平洋战事扩大时，日军却移师他处，越南前线顿时清静了不少。在那段期间内，我和弟弟将父亲安葬在湖南，将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我不再返回第十四师，反而在首都卫戍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我还是穿着军装，执行着旧式官僚的工作。这是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层面：在上方的庞大指挥部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形式，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组织的逻辑运作，必须遵从旧的格式。

    军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建议我：“我看你已经成功了，有了陶壶和朱砂印，已经步向绍兴师爷的后尘，真是美事一桩。你现在只要把指甲留长就对了。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换掉那身哔叽制服。穿这种衣服对你没好处，最好还是改穿丝袍，加上刺绣补钉就更完美。”

    我根本不需要他来嘲讽我。我的心意已决。在总部不到一年，我无聊得要命，就像水手辛巴达一样，心痒难挠，一心等着上战场。1942年正值多事之秋。外在世界发生许多事，菲律宾、中途岛、斯大林格勒等等。隆美尔还驰骋在北非；杜立德(Doolittle)已飞到东京。我们的西方盟军表现不够出色，顿时显得我方还不算太差。这也影响到我的心理。即使我不是当拿破仑的料，但至少我不必手持陶壶当绍兴师爷，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我可以找点刺激的事来做。

    因此，在1943年2月的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飞过“驼峰”到印度去。我们是先遣部队，到蓝伽(Ramgarh)去设立新一军的总部。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1)

    1979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CambridgeHistoryofChina)的撰写计划，负责明朝部分。所有作者分别撰写自己的章节，不过会共进午餐，并举办定期的讨论会。所有事宜都在数个月前就安排好，经费来源是全国人文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fortheHumanities)。十多位领取美隆(Mellon)奖学金的年轻学者则负责整理与编辑。

    但有一件事令人尴尬：我被解聘了。我们的成员来自长春藤名校、剑桥、伦敦、加州、华盛顿、芝加哥、印第安那和密西根大学。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单位，只有我例外。我不是届龄退休，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StateUniversityCollegeofNewPaltz，NewYork)所解聘。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StanleyCoffman)署名给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普林斯顿大学是个避暑的好地方。树木高大茂盛，绿草如茵，让你一开始就觉得清爽。砖墙和高耸的屋顶隔绝热气的入侵，每个方位都有窗户，非常通风。不过，到晚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被分配住在普林斯顿客房(PrincetonInn)，是栋现代化的宿舍，室内设计就像一艘船，温度及通风都由人为控制。由于实施节约能源计划，联邦政府规定，气温没有达到华氏八十度时，公共建筑内不能开冷气。规定看来很合理，不过，如果等到大会厅气温达到华氏八十度时，我在隔壁的房间温度就会超过华氏九十度。在无数的夜晚，我常在床上翻来覆去，脚在床边晃来晃去，怎么样都睡不着。格尔(Gayle)常常从曼菲斯打长途电话给我。一年前，我的岳父病逝于曼菲斯的卫理公会医院，内人在曼菲斯城还有间公寓。我被解聘后，她就很沮丧，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夏天。我房间内的电话没有接好，因此柜台的职员敲门通知我有电话时，我必须跑下阶梯，穿过走道，一路冲到大厅去接她的电话。我知道她公寓内并没有装电话，在南方的盛暑下，她必须独自去公共电话亭，单独面对绝望的感觉。有时我跑得太快，甚至赶过了传话的职员。

    我们的对话通常没有结论，我心情不好，一天工作下来，也十分疲累，无法鼓舞她。她总会说：“不公平!”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2)

    解聘是三月间的事。1979年3月27日，我待在家里时，校长室来了一通电话。秘书说，考夫曼博士希望第二天十点半在办公室见我，讨论“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第二天，坐在桌子对面的除了史坦利·考夫曼以外，还有教务副校长彼得·伏卡辛(PeterVukasin)及文理学院院长艾德蒙·康威(EdmondConway)。他们跟我打招呼，开场白如下：“雷(Ray)，我们有不好的消息……”

    长话短说吧，我说。如果我被解聘，让我知道何时生效。9月就开始吗?考夫曼说，不是。“我们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再一年，也就是1980年8月31日，就在我六十二岁生日前没几天。当天晚上格尔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杰夫。当时他只有十一岁，念纽普兹中学。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的儿子如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难过。儿子知道他的父亲已被解聘，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有人的妈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带学生去特殊景点，但黄杰夫的父亲却被解聘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参观他的赛跑大会和学校音乐会，但在心里一定也和父母一样难过。有些同学好奇地问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么办?我接到通知的数天后，邻家十岁男童丹尼走近在后院的我：“你要卖房子吗?”

    格尔受的苦更多。她说她在购物时不期分别遇到吉妮·翠普斯(GinnyTripps)、耐普夫妇(RonandMaeKnapp)和哈尔·罗森嘉顿(HalRosengarten)。她觉得他们都怪怪的，看到她很不安。有一次她碰到乔治·施耐尔(GeorgeSchnell)，乔治人很好，言语总是很温和，举止又体贴。他甚至觉得杰夫半年来怎么长得这么高。“但他一个字都没提到你。”她说。夏天到了，我必须到普林斯顿去，杰夫放暑假，我同意他应该和格尔一起去曼菲斯度假一阵子，也许一直待到秋天。到了秋天，我们会面临又一年的羞辱，我的所有学生到时都会知道，他们的老师被解聘，被扫地出门。

    “多么不公平!”我的妻子从千里之外向我抱怨。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3)

    是不公平。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为止，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一般称为“终身”教职。我的著作曾在中国大陆、美国、英国、香港、意大利和西德发表。我曾受邀至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瓦萨学院(VassarCollege)及麻省理工学院演讲。在我获得终身教职前，曾经由同事及学生评鉴认可。在纽普兹的终生教职期间，我曾获得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古根汉基金会(Guggenheim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等单位的研究经费。我荣获古根汉基金会特别研究员身份的那一年，校长考夫曼博士还在同仁会议中特别强调这个“好消息”。在我被解聘前几个月，伏卡辛博士的办公室还请我写一段文章介绍自己，和其他类似的简介并列，好放进宣传手册，招睐新生。康威博士还两度推荐我应该“论功”加薪。

    我被解聘时，学校里还有许多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职员，他们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有博士文凭的教师中，有些人多年来连一个字也未曾出版。学期结束时，他们总是留下来教暑修班，以多赚额外的钱。他们会说：“我们是师范学院，主要工作是教书，出版并不太重要。”但事实上，纽普兹不是师范学院。这学校以前一度是，但二十多年来已经提升为四年制的文学院。出版是在大学任课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你一星期只要上九小时的课，你就应该独立思考，进行原创的研究，才能解释工作负担为何如此轻，你的努力理当对你这一行有所贡献。如果做不到，你的授课时数应该增为两倍，和高中教师一样多。至于师范学院的教师，也可以在教育刊物上发表独到见解。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4)

    我被解聘时，是纽普兹唯一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和我同期被资遣的还包括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而教非洲历史、印度历史，还有一位教日本历史的资浅教师，则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纽普兹校园的，是十三位全职的历史系教师，全都教美国史、加拿大史及西欧历史。他们之中当然也有值得尊敬的学者，但也有人一直高唱：“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西方当然有伟大的文明，这个文明曾诞生荷马和乔叟，查理曼和拿破仑，阿奎那和马丁·路德，韩德尔和柴可夫斯基，牛顿、爱因斯坦和爱迪生。我之所以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成为公民，和美国人结婚，生育美国子女，部分原因在于被这个伟大文明所吸引。我工作中最迷人之处，在于找出这个独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抵抗力，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时，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后者进行调适。也就是说，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我向来认为，任何在大学教历史的人，都无法自绝于这个概念。在纽普兹，我一直试着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事，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是专属的特权，是保障工作的便利手段，可以借此保存西方世界的纯粹度，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对学生也是一大悲哀。在今日的世界，为求生存，必须尽可能适应时代。过去美国人曾误以为，只要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就可以证明美国的优越，因此美国不需进行任何调适。因为有这样错误的观念，美国已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继续以冥顽不灵的态度来教历史，学生只会为过去而学历史，不但没有为第三个千禧年做准备，反而倒退回19世纪。

    普林斯顿对我一直很好。在这里我结交到牟复礼(FritzMote)这个朋友。我们初次认识是在十三年前的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从此就常向他请教文稿的问题。崔瑞德(DenisTwitchett)向剑桥请假，住到普林斯顿，专心于《剑桥中国史》中的明史部分。他是我十四年的朋友。剑桥大学出版我的明代赋税著作，就是透过他的鼎力协助。虽然他们享有国内外的声名，却不曾把我当成资浅的合作者。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不再互称“教授”。此时此刻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们对一本我尚未出版的书所显示的兴趣与热衷。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5)

    在普林斯顿，《万历十五年》影印了五六本，发给《剑桥中国史》的作者群。8月9日当天还安排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其形式及内容。牟复礼已经逐字看过两次原稿，甚至还替我改正附注的错。他曾经写信给我：“这本书愈早出版愈好。”又说：“我非常遗憾学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这本书。”崔瑞德努力替我在英国找出版社。不幸的是，对方要求美国书商共同出版，不愿独自先出书。由于在美国找不到共同的出版商，英国的书商就不愿遽下承诺。我自己试过三个出版商，但每次原稿都被退回。商业性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交由大学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认为我应该去找商业性的书商。有一次，一个出版商还将原稿留了五个月，才声称遗憾地退回来。1978年12月，格尔和我到新港，纪念亚瑟·莱特(ArthurWright)教授的遗著《隋朝》(TheSuiDynasty)，由诺普夫出版社(AlfredAKnopf)出版。在发表会之前，我们安排约见耶鲁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爱德华·崔普(EdwardTripp)，送原稿的影印本给他。我以前曾帮他审过作品，通了数次电话。但现在看来，耶鲁的决定也太久了。4月，在我接获纽普兹的遣散通知后，我打电话给崔普，问他：“你们毫无兴趣吗?”崔普的话并不多。但这回令我吃惊的是，他肯定地回答：“我们非常有兴趣。”问题在于他的审稿人还没有响应。6月，原稿已经送去半年，我已准备要启程前往普林斯顿。他寄来一封短短的信：“我很抱歉审稿人拖了这么久。我已经用电话对他本人亲自催促过，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响应。”因此，我到普林斯顿时，仍然还没有得到出版社的任何承诺。

    一份书稿既然能获得该领域最称职学者的强力推荐，为何会找不到愿意出版的书商呢?原来依美国出版界的惯例，有学术内容的著作，必须经由不具名的审稿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审稿人不只是建议该不该出版，而且一旦决定出版时，必须提出改进的建议。在许多大学中，大学出版社编辑部附上审稿人意见的推荐后，教职员出版委员会有最终的裁量权。有时还需要两位审稿人，一是大学本身的教职员，一是外人。这样的机制当然有许多缺点。审稿人常常忘记自己只要讨论书稿的技术层面即可，反而将不具名的权威延伸到批评他不喜欢的意见或方法。具有能力和毅力的编辑，当然可以看出误用权威的情况，将审稿人的意见搁在一旁，另找审稿人。至于我，牟复礼和崔瑞德对我的稿子赞誉有加，无意间排除自己成为公正审稿人的资格。他们不再是不具名人士。

    《万历十五年》还有其他问题。稿子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写成的。这本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流俗的文人在狱中自杀做结。在两件事中间，有时依需要而补充资料，有时则在读者感到好奇时才释出相关信息。在中国历史的领域，只有史景迁(JonathanSpence)曾以这种风格写过。传统的手法是要求作者一开头就要列出帝系表、京城的地理位置、政府的组织架构或其职称的术语等，也就是说，形式比内容更重要。由于过去经验使然，我担心学术界的审稿人无法从论文的书写模式解脱，可能因此反对我的呈现手法。此外，《万历十五年》还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对这些素材的不熟悉，也可能让审稿人投下反对票。因此，我前往普林斯顿琼斯厅(JonesHall)的当天，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必须向年轻的学者解释，我为何被纽约的一所小学校开除，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他们早已看过的影印书稿，为何迄今仍未出版。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6)

    这时我还有一项消息可以公布，之前只有少数同事知道。寻找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商时备受挫折，我于是将全书译成中文，只有书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几个月，我的朋友郁哈维(郁兴民)前往中国。我们之所以认识，有一段渊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们同在长沙临大，事实上还住在同一栋宿舍，只是彼此并不相识。之后他就到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他加入美国海军，后来娶了美国人。1946年，我们都在沈阳的国民党东北总部，彼此还是不认识。我们搬到纽普兹后，才在朋友家相识，从此两家时相往来。哈维现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任职，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担任会长的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MidHudsonAssociationofChineseCommunity)中，举办一场历史研讨会，讨论这本书。他于1978年前往中国，我则到英国，临行前我请他设法帮我在中国找出版商。

    他秋天回到普吉西(Poughkeepsie)，我也回到纽普兹后，他来电热心告诉我前景“看好”。他的姐夫黄苗子是作家及艺术家，愿意将书稿引介给北京的出版社，这则消息在当时会比五年后更令人兴奋。1978年，中国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复元。黄被拘禁多年之后，才刚从政治犯的劳改营中释放出来。虽然很高兴“二度解放”(第一次是从国民党手中)，但还不知道政治风向会如何吹。而且，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并没有民间的出版商。每一个书商都可以算是公务员，每个印刷厂的学徒吃的都是公家饭。以下两段摘自《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的含意：

    这个模式太过熟悉，无法不去注意。首辅的敌人“去皮见骨”，透过联想和暗示来进行指控。技术错误被渲染成道德议题，独立事件被解释成贯彻一致的努力。一如惯例，官吏的参奏活动可以始于一句口号、一组对句或双关语、匿名的传单、考试的试题、疑窦丛生的谋杀、对小人物的弹劾、提到供水的便笺或关于马尾的报告。目的在于引起注意，吸引拥护者。无论是透过直接的辩论或委婉的暗示，只要能达成目的，手段并不重要。一旦启动初期的动作，其他就会接踵而至，具有整体的累积效果。最早的攻击通常是由低阶官吏发动，而在这些言辞激烈、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吏背后，则是接力演出的资深官吏。等到时机成熟，才会进行最后的摊牌。“阴”的隐藏动机必须调和较为合法合理的“阳”，因此即使不符合任何特别的法律细节，但整个行动仍然能在舆情支持下继续推展。这些策略都需要时间。

    另一段是结论。我如实引述：

    但是，李贽生命中的这十五年绝非白白浪费。他提供我们一份无比珍贵的记录，否则我们可能无从得知，这个时代特征之一的思想界的苦闷到底有多深。在一个高度仪式化的社会，个人的角色完全受限于一套简单却定义模糊的道德信念，帝国的发展因此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论其背后的信念有多崇高《万历十五年》的中英版本文字不尽相同，到目前为止的引文直接译自英文版，下文则录自现在通行的中文版。——译者注。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7)

    1978年10月，在哈维的催促下，我用空运寄给黄一份书稿的影印本。但是，信虽然到了，这本超过五磅重的书稿，却不曾抵达终点。1月初，黄写信给我，建议我再给他一份，但这回由哈维的女婿亲自携带进大陆。这个年轻人卡尔·华特(CarlWalter)刚获得签证，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国银行，这是他在斯丹福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们还没见过对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尔慷慨承担起信差的角色，并没有仔细检查放在他行李中这一叠厚厚书稿的内容，是否被当时的北京视为反动材料都还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书稿亲自交给黄本人。两个月后，哈维来电告知，北京出版历史书籍的最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原则上同意出这本书。他无法理解，为何我接电话时一点也不热衷。原来他打电话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办公室来电的当天，邀请我次日和校长谈“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由传话的遣辞和秘书的口气，再加上当时纷纷谣传纽普兹将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师，我毫无疑问将被解聘。那时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兴。那天傍晚格尔躺在床上，不发一语。我想躺在她旁边，但她动也不动，没有挪出空间，我只好躺在床边，同样不发一语。我们同样的姿势一定维持了很久。天暗下来时，我听到杰夫在客厅走动的声音。虽然他没有晚餐吃，但也没来吵我们。这时电话铃响，就是哈维带来的好消息。

    《剑桥中国史》的明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讨论特定的主题，例如军备、法律、教育及经济发展。我已经写了一篇明代政府财政的章节，纳入该部分的组织架构中。第二部分将明代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分成许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约当于一个或多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我连续两年夏天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就是准备撰写约三万字的草稿，涵盖隆庆(穆宗)及万历(神宗)期间，起于1567年，止于1620年。穆宗在位不过五年半，但他的儿子在位却长达四十八年。在横跨十个主要朝代、十多个次要朝代的中国历史中，截至当时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两人合计统治五十三年。有时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过一本16世纪中国的书，写完另一本探讨特定年份的书，照理这个任务对我不致太过困难。参考书目既丰富又还算熟悉，我应该不必连续两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顿，写出毕竟只有中等长度的论文。不过，详情远比上述分析复杂。五十三年，相当于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McKinley)遇刺到“板门店协定”的签订。如果要撰写期间相同的美国历史，就要处理两次世界大战及九位总统任期，其间包括美元外交、“回归正常”、信用破产、大萧条、禁酒令、新政、广岛、马歇尔计划、冷战及氢弹。为了让历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还可能必须增添趣闻轶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LMencken)、亨利·福特、查尔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威廉·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萨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尔·卡波尼(AlCapone)、幸运的鲁西安诺(LuckyLuciano)、华特·洛依泽(WalterReuther)和约翰·路易斯(JohnLewis)，甚至还有葛丽泰·嘉宝(GretaGarbo)、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Armstrong)和贝比·鲁斯(BabeRuth)。“为何你要比较16、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质疑：“你知道的，当时中国的多元及复杂程度，甚至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8)

    说的对。但是我想提醒我的友人，就地理来说，两国有类似的面积。就人口来说，两国更为相似，都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因此，当时的中国和今日的美国可以说是具有“规模相同”的问题。只不过，一个依靠仪式和一套道德准则来维持不变的状态；另一个靠货币管理的机动性，由后果来引导下一次行动，这些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除了行为模式的差异外，双方的不同还在于结构根源。一旦认定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美国相似程度就像鱼和鸟，我们就不能用一方的标准去评估另一方。相反地，如果呈现鱼或鸟的情况时，必须给予完整的解释，追踪历史文化特殊问题的根源。我写其中一方的情况，准备给另一方的读者阅读，如果没有充足的背景资料，只是丢出一堆毫不相关的事实，这样就非常失职。

    我对中国向来站在批判的角度，无论是对中国政府或中国文化。我的理由很充分。就一本书的篇幅而言，《万历十五年》可能是对官僚管理制度最无情的批评。在普林斯顿，我找到更多批评的机会，这和我负责《剑桥中国史》部分的一次历史重大事件有关。1619年，清朝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在今日东北的关键之战中大败明军。“辽东之役”被认定是两国命运的转折点，但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加以探讨。除了所有参考文献都会出现的一小段文字之外，不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现代读者，都无法评估事件始末，只能自己再回去找原始资料来研究。到普林斯顿后，我向牟复礼和崔瑞德建议，我们应该给这次事件应有的篇幅，而他们也同意了。

    接下来数星期，我全心研读这段历史。努尔哈赤的年表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再被译成中文及日文。这两种版本，都收藏在普林斯顿的杰斯特图书馆(GestLibrary)。当时及现在的地图虽然不够完备，但还足以显示战场的位置和地形。幸运的是，我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哥伦比亚大学的雷德雅(GariLedyard)教授告知，关于这次战役有相当多的韩国素材，是以流利的中国古文写成的。拿这些材料和中国的记载一并阅读时，可以让我们重建相当完整的战争场景。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段战役令人吃惊。明朝以数个月的时间准备这次战争，几乎动员到每一省。在战场上，他们的数目远远超过满洲人，比例几乎达二比一。他们以火枪和用马车拖运的火炮，强化步兵的实力。但满洲兵除了骑兵外一无所有。明军挖设壕沟，还构筑障碍，但满洲兵仍然横冲直撞，冲破明军的队形，甚至还多次从山脚仰攻，突袭明军。从四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日短短一周，他们消灭了三路明军的人马，第四路不战而逃。这四路军的人马总计近十万人。

    《剑桥中国史》的明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讨论特定的主题，例如军备、法律、教育及经济发展。我已经写了一篇明代政府财政的章节，纳入该部分的组织架构中。第二部分将明代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分成许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约当于一个或多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我连续两年夏天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就是准备撰写约三万字的草稿，涵盖隆庆(穆宗)及万历(神宗)期间，起于1567年，止于1620年。穆宗在位不过五年半，但他的儿子在位却长达四十八年。在横跨十个主要朝代、十多个次要朝代的中国历史中，截至当时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两人合计统治五十三年。有时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过一本16世纪中国的书，写完另一本探讨特定年份的书，照理这个任务对我不致太过困难。参考书目既丰富又还算熟悉，我应该不必连续两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顿，写出毕竟只有中等长度的论文。不过，详情远比上述分析复杂。五十三年，相当于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McKinley)遇刺到“板门店协定”的签订。如果要撰写期间相同的美国历史，就要处理两次世界大战及九位总统任期，其间包括美元外交、“回归正常”、信用破产、大萧条、禁酒令、新政、广岛、马歇尔计划、冷战及氢弹。为了让历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还可能必须增添趣闻轶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LMencken)、亨利·福特、查尔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威廉·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萨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尔·卡波尼(AlCapone)、幸运的鲁西安诺(LuckyLuciano)、华特·洛依泽(WalterReuther)和约翰·路易斯(JohnLewis)，甚至还有葛丽泰·嘉宝(GretaGarbo)、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Armstrong)和贝比·鲁斯(BabeRuth)。“为何你要比较16、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质疑：“你知道的，当时中国的多元及复杂程度，甚至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9)

    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军对于战争的管理细节。战役的统帅在指定前进路线后，却呆在离战场七十里之外。他在前线没有代理人，前线没有指挥中心，和部下间也没有联络官。明军溃逃时，大败的消息是从败阵的士卒和传令兵口中得知，这些字眼最后还写进送交皇帝的奏折中，显然没有更有力的资料来源。战地的军队并没部署成该有的攻击阵式，在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中，主将还走在部队的最前线，仿佛他们是负责带领成排队伍的士官。又有一次，多达两万的士兵居然把队形缩成正方形，似乎是在捍卫某个城池，努尔哈赤得以选择进攻方向，让风向不利明军，火药毫无作用。在另一个例子中，大军的指挥官居然弃守职务，向后逃跑，指挥作战部队的文官单打独斗，以致战死。战地部队的行动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协调过，满洲兵因而可以集中火力，从容消灭一列又一列的人马。几乎在所有战役中，明军根本无法抵挡第一波攻势。他们的指挥管道很容易破裂，整列整排的兵士就开始惊慌溃散。火炮对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不曾部署，有些虽然部署，但装火药及发射的时间太过漫长，根本不是以速度和决心见长的骑兵的对手。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史家只能同情名誉扫地的一方，但同时却不可能说他们好话。

    但是，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史家的主要任务，在于将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现代的读者分享。以我的情况来说，我研究辽东之役的重点是指出，明军的错误从头到尾一致，不断重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的组织架构。在官僚管理下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军队的人力、税赋、军务和补给都来自集结的村落，无从测试组织中无数的漏洞和欠缺的关联性。军队既已处于没有竞争能力之下，更不曾进行军事操练或演习，借以熟悉战争的技艺，因为高高在上的文官认为，实际的作战并不会发生。明代的军队本质上是支庞大的警力，由文官来率领。到当时为止，是靠两大基本方法来赢得战争：一是聚集庞大的军力，以人数众多来威吓敌军，如此不必努力作战就可赢得胜利；二是躲在城池里采取守势，希望借此尽快消耗敌军的战力。就运用这两项技巧而言，辽东之役的策士和战地指挥官并不算怠忽职守。但他们其后所遭遇的局势，却完全在意料之外。努尔哈赤是个军事奇才，早就洞悉对手的能力与极限，他为这次和明朝的大摊牌，已经认真准备了三十五年。他集结部队，编排成各“旗”，都是为战争而做准备。对英国陆军官校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师而言，努尔哈赤的策略简单易懂，但他的敌手却看不出来。

    不过，身为《剑桥中国史》的作者，我却碰到技术上的问题。呈现这段史实却不补充背景资料，就像故事只讲了一半。读者可能因此相信，一小群主将的无能，最后竟然让中国被异族统治近三百年。然而，在确定失败该由谁负责时，我却不知如何划清界线。就像拔野漆树一样，三尺高的树可能有长达二十五尺的根，而且还没完没了。如果我对章节中的每一历史事件都补充背景资料，三万字势必不够用。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10)

    此外，如果把我想讲的话全说完，可能会招来批评：侵犯了共同计划其他作者的指定领域，把个案变成综合性的讨论，甚至超过我们自订的期限。如果中国的农业帝国官僚是军事失利的原因，我的发现没有理由只限定在1619年。亚瑟·韦利(ArthurWaley)曾翻译1840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文献，在大后方所发生的问题和我的描述差不多，当时的管理者还是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结论可以继续延伸，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基本上来说，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近似只有农业的社会，大体上是由官僚来管理。国民党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但底子里全国仍是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业化。

    这样的困扰并非我们学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而且特色一脉相连。事实上，组织的因果关系可以穿越时间，渗透进每个历史事件的表里和各个层面。在处理《剑桥中国史》时，我们的问题终于靠折衷之道而获得解决。德国杜宾根(Tübingen)大学的提勒曼·格林(TilemannGrimm)教授夏天时来参与我们作者的研讨会。他是《远东杂志》(OriensExtremus)的编辑之一，这本汉堡的汉学期刊曾在1970年刊登我的文章。这时我已写好一万字的辽东之役草稿，背景因素一应俱全。提勒曼同意带回德国，和另外两位编辑商量发表，我知道自己已尽了对一般读者的责任，未来我只要从中摘取两千五百字及两张地图，并入《剑桥中国史》即可。摘要只需有基本事实，再加一则注释，让读者知道去哪里进一步看到全貌。

    但是，我个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偏重垂直面，而不是水平面的特定议题，早已带给我不少麻烦，未来还会引起更多问题。这很难加以解释，尤其是在我个人陷入沮丧及焦虑时。我似乎已有够多的麻烦，没有心力再去注意技术上的细节，这些微细的差别充其量也是抽象而遥远。

    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有人主张我应该忘掉这整件事，全心投入创作。说这话的人不曾站在我的立场，我无法忘记这件事，因为别人也不可能忘记。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我被迫采取守势，但又没有反驳的机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永远不可能被解聘，这是大家的预期。失败就是不名誉，没有人会替你找借口。在大众面前，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内人和小孩。

    要我投入创作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一个职位。即使牟复礼和崔瑞德试着帮我忙，其他人也是，但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六十多岁的人。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11)

    格尔和我到京斯顿(Kingston)的社会福利局去。数周后我们收到通知，概略算计出，如果我在六十二岁时退休，每月可能收到四百美元的社会福利金。我的TIAA和CREF年金计划可让我每个月多添两百美元。这些还不到我们每个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更不要说房屋税和其他杂项支出。我们也去研究失业津贴的可能性，京斯顿的失业处坐落在松丛路(PineGroveAvenue)，前身是铁路车站，事实上，铁路局的标志还挂在墙上，一旁贴着新告示：“纽约州劳工局”。内部陈设和几条街外的社会福利局差不多，一进门是接待处、钢制的拱形椅、塞满手册的架子、依个案而散置不同地点的桌子。但是，只要匆匆一瞥，你就会发现气氛毫不相同。在这里等候的男人脸也不刮，衬衫起皱，他们的精神已枯萎了六、八或十二个星期。一名身穿黑衣的壮硕女子独自坐着，看来心烦意乱。办公室的布置比社会福利局还破烂不堪，这里根本欠缺那里的安适与轻松。

    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方，天花板垂下一个标志：“初次申诉”。没有椅子可坐，我必须抬起下巴和负责的女士对话。她坐在桌子后方，但位置比我们高了一台阶，桌子则和我的视线同高。就像在法庭一样，辩护律师必须抬头向法官求情。她后方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让她的声音更容易传达给我，而不是将我的声音传给她。

    不过，这位女士倒是很愿意帮忙。她清楚回答我的问题：是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时领取社会福利金及失业津贴。她身子往前倾，给我看一份申请书，上面有两栏，询问申请人是否领取社会福利金和退休金。不过，她把表格只给我看一眼就收回去了。我必须等到真正失业时，这个案子才能受理。在此同时，她给我一本手册。手册说，申请人必须定期证明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而遣散他的雇主可以质疑他的申请。我把手册一丢。我已经受够我的雇主了。

    我的雇主是克里夫顿·小华顿(CliftonRWharton，Jr)博士，纽约州立大学校长，一年控制的预算接近十亿美元，办公室在奥本尼(Albany)。他写信给崔瑞德：“在经费缩减计划中，黄博士的表现或成就从不曾获得负面评论。”但是，在纽普兹，为了要撇清批评，不愿被人说他们受制于系及学校里的一小撮人，他们公开及私下都说自己做对了。如此一来，他们简直在暗示，被解聘的人活该。你要求他们解释时，他们会说，到奥本尼去诉苦吧。你到奥本尼去抗议时，只会见到代理副校长。他会说，都是各校自行决定。他会尽可能谄媚及同情你，同时抱怨自己的权限有多小。你当下便知，这个年薪四万美元的官吏只会解决行政问题，不打算维持正义。我就坐在那里，成为他的问题。为了正式递出抱怨，你还必须经过工会。根据泰勒法案(TaylorLaw)，任何州立大学体系的员工，都必须接受UUP(UnitedUniversityProfessionals，大学专业人士联合工会)的管辖，不管是否为工会会员。“我不知道。”工会代表说：“如果你想递出抱怨函，我们会帮你忙。但我不知道成不成功，这张合约定得不好，上面的确写着他们有权终止教学计划。”我也可以上法院去告特定的行政人员。他知道非西方研究的危机处境，要我们保持耐心，他会去处理。多年来，他一直给我许多保证和解释，有些书面的承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格尔还陪我去见律师，上了一堂阴谋、诈欺和欺骗的课。重点是纽约有部公务人员法。如果一个纽约州的公务人员被卷入民事诉讼，事涉“责任范围和在职期间”，如果获判赔偿金，是由州政府来负担，就像保险金一样。附带条件是，被告在被传唤或接获申诉时，应由首席检察官来负责辩护。我真的希望和纽约州的法律人员牵扯不清吗?而且由纳税人来负担赔偿金吗?我甚至不想要回我的工作。我只希望能揭穿我被解聘背后的政治阴谋，以洗刷我的名誉。我必须找到同事当证人，三名同事愿意替我作证，其中两位更是十分热心，但第四位就犹豫不决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我不得不放弃。但是，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一定会被视为懦夫。我将符合一般人对中国佬的刻板印象：四处含糊其辞地抱怨，但必要时却尽量避免正面迎战。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12)

    在普林斯顿无眠的夜里，我感觉血管中的愤怒逐渐扩大流窜。这时我开始体会到，有些人在正义不得伸张时，为何会丧失理性，变得很粗暴。我甚至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的工作虽然不是很有创造力，但也隐含相当有趣的内涵，可以帮忙填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间的差异，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呈现，并出之以一个普通人的闲聊。上述论点正接近被接纳的关键点，如果我再待久一些，也许会成功。

    身为历史学家，我有许多人没有的优势：我可以意识到命运的干涉。生命中许多事件的真实意义，由于我们涉入太深，因此无法自行评估，更不用说事发当时。一想到我到纽普兹是纯粹意外造成的，我就觉得宽慰不少。如果航空公司职员没有让特定的两位人士在特定的班机上紧邻而坐，我很可能避免被解聘的命运。

    1967年，格尔怀着杰夫时，我正在找工作。伊利诺有个工作等着我，但我们都不想回去。我正要飞到印地安那去面试，但那也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电话适时响起。纽普兹区域研究系的系主任彼得·莱特(PeterWright)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中国历史。他才去过芝加哥，参加亚洲研究协会的年度大会，希望找到教师，但没有收获。在回程的飞机上，他的邻座坐着我的朋友余英时。他们彼此介绍自己，当成开场白。为了让故事更曲折有趣，其实余英时之所以和我在人生的旅途相遇，也算是一段奇遇。十六年前，也就是1946年时，我在中国东北遇到一位余协中先生，他是哈佛的历史学硕士，是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参谋长。由于我是代理司令官的副官，因而有幸在总部的晚宴时坐在他旁边。十六年后的1962年，我在安亚堡修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刚从哈佛毕业的一位余教授，就成了我的指导老师。这位余教授，就是那位参谋长的儿子，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余英时这回去参加大会，也想替我在东岸谋职，不过也没有成功。在下飞机前，他把我的姓名和住址给了莱特。

    我去纽普兹面试，一切进行顺利。除了大学的行政人员和区域研究系里的教职员以外，我还接受历史暨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的面试。一周后，我受雇为副教授，年薪一万一千五百美元，足以符合我当时所需。

    纽普兹离纽约市七十五英里远，约当到奥本尼高速公路的中间点。它位于开兹奇尔(Catskills)山脚，山景秀丽，尤其是秋天来临时，整个乡间尽是一片红、棕、橘、黄及紫色，间接点缀着残绿。我于1967年开始在此地任教时，学校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对外国的研究。我们“赖以维生的课程”是“亚洲文明导读”，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每学期通常有三到五百名学生注册。每周在大礼堂授课一次，之后全班再分成二十组，接受十来位指导老师不同时段的教导。现在回想，这样的安排对学生及教师而言，都是相当有益的训练。在一般授课时段，中国历史共有四堂课，也就是说，在四个五十分钟内，必须讲完中国文明，包括从天上到人间，从孔子到毛泽东。在不同的学期内，这四个主题我全都轮过。通常我说英文时不无瑕疵，有时省个元音，有时略过子音，有时多出个音节。讲到激动时，我的前一个句子往往没说完，在新主意的驱使下说出第二个句子时，不会向听众预告。但在一般授课时段，可不能容许这样的缺点。授课内容必须经由麦克风传送，面前是挤得满满的学生，座椅都没划位。讲者不知所云，或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时，学生就可能开始出走，首先是从后排的零落座位，然后是大厅，最后甚至当着讲课者的面直接走出去。如果讲得好，学生会以掌声鼓励，讲不好课堂会陷入一片死寂。在学期中，授课者会被学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评估。我必须不断练习我的讲课内容，通常借录音机之助。幸好我一学期只要在大礼堂授课一次，有很多的时间准备。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13)

    不过，准备时最辛苦的部分是授课内容。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能在五十分钟内涵盖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每分钟四年)，或是在不到一小时内讲述中国哲学，但又不能遗漏重点，否则同事在分组讨论时便会无以为继。只会丢出一长串历史事件名单是不行的，散乱的事件必须彼此相连，整体组织成一个个分别独立的故事，描述又必须详实生动，抓住初学者的注意力。我的方法是先写下所有初步的念头，而后再慢慢充实内容。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随着授课过程的重复，多年下来我不断寻找以最少的字来传达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要义，并加强对事实的注重，以面对人数不少的听众。这番新经验，加上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终于让我产生热情与使命感。

    在纽普兹，我带领的研究生并不多。大多数研究生是以教育学硕士为目标，因为这是想在纽约州教书的必备条件。关于他们的作业，我常常要与教育系系主任协调，他则让我全权做主。这也是在小学校教书的好处。在名校中，教授很少不伤痕累累的，因为必须和同校的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学者辩论不休。纽普兹还常准我留职停薪，我因此可以获得其他机构的研究奖金，但是，种种福利最终都要付出代价。

    多年后，我看到一篇文章时才发现，在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纽约州立大学的注册人数增加四点四倍，教职员增加四点七倍，而同期间的预算则增加近八倍。事实上，我是在丰收期间被雇用的。而且，当时预期这种扩张现象还会持续，1980年的注册人数预估是1970年时的两倍。我们于1967年抵达校园时，到处都在进行工程，未来似乎是一片美景：老旧的校舍势微，更流线形的新建筑称霸，以前的苹果园纷纷铲平，由这些玻璃水泥的新建筑取而代之。

    大学前后三任校长影响我的任教。我从没见过哈格提博士，他在我到任前不久就退休了。但我听说，威廉·哈格提(WilliamJHaggerty)是个独裁者，也是有魄力的人。当应征者来接受教职员职务的面试时，据说哈格提会开车到车站去接，并抢着拿应征者的公文包。冬天时，没有人可以自行在校园内结冰的池塘里溜冰，必须等哈格提校长开着扫雪车上池塘，确定安全无虞才可以。由于他一直把纽普兹视为私人财产，许多教职员因而与他对立，但他有技巧也有能力去对付异议分子。他要他们离开，而有些人也真的走了。有一件事是哈格提绝不妥协的：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接触非西方文化。纽普兹的课程十分严格。最重要的，每名学生不论主修的是物理或音乐，都必须修过亚洲及非洲研究才能毕业。因此，此地的教职员很有国际色彩，在乡间校园是相当罕见的景象。

    代理校长呆了一年后，约翰·诺麦耶(JohnJNeumaier)于1968年秋季就任新校长。在这段过渡期间，发生了两件事，影响全美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纽约。一件发生在春季，一名年方二十、名叫马克·洛德(MarkRudd)的哥伦比亚大学大三学生，反对在晨边公园(MorningsidePark)兴建体育馆，因为这个建馆行动充满种族主义色彩，会侵害邻近社区黑人的休闲娱乐区。抗议四起，校舍被霸占，哥大在五月封闭。其后校园的骚动不安横扫全美。在SDS(StudentsforaDemocraticSociety，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带领下，这运动的方式是借由骚动，达到修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目的，并要美军自越南撤军。纽普兹最初并没有卷入，但随着运动的日益扩大，终于在诺麦耶任内时插上一脚。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14)

    另一个影响校园的因素是全国经济。早期对无限制扩张的乐观，后来证明并不切实际。1968年事实上是纽普兹的第一次预算删减。更严重的问题是，在那段轻率的成长期间，并没有加强与中间阶层的联系。新宿舍启用时发现的缺失更和全国趋势同步。宿舍开始建造时，一般预期人口持续成长，自然资源无穷无尽，明天的钱会比较充裕。宿舍完工后，外表看来似乎符合建筑师的特殊设计，整个区域都经过绿化，种了新树苗，挖了人工池塘，但一旦搬进去住后，机械问题层出不穷。门常常卡住，警报器没接上，许多房间内找不到桌子。没有人清楚访客的规矩何在，女学生理应有“个人宵禁”，但年轻女孩抱怨室友的男性访客日夜耗在那里，害她们无法过正常生活。在此同时，州立大学宣布，一学年的住宿费用从三百八十美元调高到五百五十美元，调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而原先的费用就已经高过其他州立大学的平均住宿费了。无独有偶，纽普兹教职员间欠缺内在凝聚力，扩张终于停顿时，更突显这个问题。哈格提时期压下来的许多争议，在此时全部浮现。

    诺麦耶出生于德国，英文不免有口音。不过，他的遣辞相当有诗意，因此听来颇为悦耳。他先前担任明尼苏达木海德学院(MoorheadCollege)的校长，成效斐然。他介入地方政治，被认为是反战人士，常形容敌人是“法西斯主义者”，朱璐·帕森(DrewPearson)还为此写过专栏。有些不满的教员批评他：“看看诺麦耶，他说起话来像是普罗分子，但从头到脚穿得像布尔乔亚，穿着昂贵的成套西装，打上领带，别着金袖扣!”事实上，诺麦耶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曾宣称自己是。我和他会面数次，知道他是那种学院派的进步分子，饱读诗书，用意良善，但不清楚自己的立场。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兵枪杀四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第二天，纽普兹的学生和教职员在旧行政大楼前举行示威。诺麦耶抓起麦克风，表达他对他们的同情立场：“我的母亲死在毒气室里，唯一犯的罪就是从文化上来说，我们是犹太人!”当时在校园内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认同犹太教。

    诺麦耶引以为傲的是，在全国动荡时，纽普兹安然度过，毫发无伤。如果妥善评估当时局势后，必须承认他并非没有功劳。SDS当时的策略是引发对立，一旦在某处点燃火花，势必能火上加油。纽普兹可以说是发动致命一击的适合舞台，一名认同SDS的学生已在校刊上发难：“诺麦耶博士到底以为他在骗谁?”校长吞下这个侮辱，更进一步认同极端主义的主张，这的确避免了校园在艰难时刻落入外来煽动者的陷阱。多年后，诺麦耶被指控在混乱时期采取放任政策，一夜间越共的旗子升上了纽普兹的教职员大楼。事实上，这种野蛮行为和行政单位的纵容没有关系，实际上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但诺麦耶误解了自己文理大学校长的角色。当时纽普兹还没有找到顺利运作的模式，诺麦耶的崇高情操完全起不了作用。即使他致力安抚弱势团体，却不曾触及纽普兹的特殊组织问题。他见过我几次面，因此会和我握手，和蔼微笑，却顺口称我为林博士或杨教授。且不要说会让我不高兴，这样的无心疏失显现诺麦耶虽然有心领导，却忽视细节。他的校长任期持续到1972年，校刊暗示他是被迫辞职。

    史丹利·考夫曼接任校长时，我正好留职停薪，人在英国。他曾担任保龄球场(BowlingGreen)大学的学术副校长。1952年，他出书讨论现代诗中的意象主义，二十年后，纽约以翻印闻名的八角形出版社(OctagonPress)认为，这本旧作值得重印限量发行。考夫曼做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1973年，我人在剑桥，却收到尚未谋面的校长的一封信。原来伦敦《观察家》(Observer)特别报道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在周日出刊的当期杂志上，封面照片为李约瑟、他的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和我正在讨论学问。我寄了一本杂志给我在纽普兹的资深同仁，而他再转给考夫曼看。考夫曼校长居然不怕麻烦，亲笔写封横渡大西洋的短函，说教职员中有人能在海外参与如此重大的研究计划，实在令他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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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今日，我还无法确定，考夫曼该为纽普兹的情况负多少责任。毫无疑问，许多伤害都是他接任的前四五年造成的。哥伦比亚和柏克莱等大学有稳定的基本结构，因此可以承受学生的骚动，不会丧失平衡，一旦不安的狂潮平息，秩序会再回来。但在哈格提的牢牢掌控及诺麦耶的容忍放任之后，很难收拾校园的残局。1973年劳动节前的一星期，我重回纽普兹，必须翻阅学校的刊物，以便调适自己。教员的代表权，是后哈格提时代的重要议题，却不曾有任何确定的形式。过渡的安排方式是创造出一个“组织委员会”，由三十二个系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总是演变成开放的讨论会，很少有任何正面贡献。更惊人的是大学课程，哈格提时代结构严谨的通识课程早已消失。现在除了英文和体育课以外，学生只要修主修科系的课程即可。教职员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新课程，从“女性意象”到“美国社会中的死亡”不等。还有一些“迷你课程”和“特殊主题课程”，课程设计急就章，内容含糊不清。我提议开亚洲文明导读，看看选读人数有多大的变化。这个一度是所有新生必修的课，最后只有七人选修。以前即使在我的一些选修课中，至少也有三十到四十名学生。

    我看校刊时发现，在我回来前一星期，詹姆斯·麦考德(JamesMcCord)，也就是已定罪的“水门案七人小组”之一，获邀在校园演讲，这是“新生训练课程系列”的一部分。学校的健康中心现在经营“避孕诊所”，据说“诊所的想法是，女性应该可以明智决定避孕的方法”，没有人提到使用避孕药可能引发的情绪问题。同一校刊中又说，宿舍内已设置“强暴防治中心”。劳动节前一周，热浪侵袭赫逊中部地带。在高温恼人的气候中，所见所闻都让人极度沮丧忧郁：新的水泥地面已经干裂。野生蒲公英丛生。新建筑物内没有一个电子钟准时，有的钟已经搬走，只留铁丝在空空的框架里摇摇晃晃，随地都是烟蒂和糖果纸。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史丹利·考夫曼碰到了问题，但他面对问题的方式是既突兀又偷偷摸摸。在学期开始时，他会找一群学生、少数教职员、部分行政人员等，举办非正式的集会，但地点不在校园内，也不在他家，而是在附近的山间小屋里。我亲自看到校长本人时，是在组织委员会中。这个松散的团体约有二三十人，欠缺方向，也没有向心力，常常以下列开场白来通过决议：“鉴于……校长将会……”轮到考夫曼说话时，他会采取直率而对立的立场：“如果你们说我将会如何如何，我就不会如何如何!”不过，即使如此顽固，他还是得屈服于大家的意见。数星期后，他指定某教员担任学术副校长，文书主任被他任命为助理副校长。组织委员会递交给他一封信，问他有何权威创造出这些职务及头衔，为何没有请教教员就加以任命。考夫曼解释，这些人的任命是基于“代理”性质，之后会送交组织委员会征求同意。最后他大叫：“我不是坏人!”但组织委员会仍否定他的任命案。

    考夫曼在公开场合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因此听任自己受制于少数有力人士的操纵。早在哈格提时代，他们就结党，其中有些人反对这位前任校长的国际化课程。在诺麦耶的放任时代，也产生新的派系。更复杂的是，新法规定，纽普兹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人员，都必须由整体教员以不记名方式评鉴，如果没有通过票数的肯定，就无法继续生存。

    考夫曼承认，有时他会被特定教员所刁难。有一次，我们在名叫“篱笆”(Hedges)的乡间旅馆举办欢送会，这位同事担任系主任及院长多年，即将退休。也许是为了强调过去的事已成过去，考夫曼在举杯祝贺时，以调侃和幽默的方式形容，这位老同事去校长办公室有所要求时，态度是如何的专横跋扈。我们一边笑着，一边不禁被背后的真相所吓倒：校务原来是这样处理的，也许连财务及人事管理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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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人士说，考夫曼将许多校务授权给属下负责，已出版的回忆录也证实这一点。我个人深感不解，尤其想到几位高阶行政人员对我总是很友善，很讲情理，只是在我被裁员后态度大变。是由谁做出的决策呢?即使在1978年的圣诞节假期，亚洲研究召集人还派人传话给我：“叫雷不用担心。告诉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目前的确有行政的困难，但一定会解决。他只要专心于他的专业就行了。”但就在三个月以后，我被请去见校长谈预算删减的影响，意思就是要解聘了。我写信给副校长华顿，请他调查整件事的始末，却从未收到正面的回应。一周后，考夫曼辞职。在此同时，一份地方报纸《京斯顿自由人报》(TheKingstonFreeman)登出一篇社论，说纽普兹是“管理不良的学校，学生无心向学，常常脱序”。

    为什么我不早一点走?我试过，但不成功。转折点早就发生在1967年，也就是我抵达纽普兹的那一年。当时我太满意周遭的环境，忽略其他机会。十年后，工作机会大大减少，我的资深年资形成非常严重的障碍，更不用说我的年龄。我全心专注于学问，常常留职停薪，没有待在校园内，让我更难去注意各种可能的后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往好处想：大学的整体注册率可能会提高；令人担心的裁员可能不会发生；万一发生，行政当局可能会坚守政策，让裁员不致波及有终身教职地位的教师。他们会依已公布的指导方针行事，考虑到每位教员的优点。毕竟，纽普兹基本上不是太差的学府，有一段尚称辉煌的过去，具备种种正面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有才华的教师。校园坐落在如此优美的景致中，也有许多便利的设备。

    十年前，我从副校长萨缪尔·古德(SamuelBGould)手中获得“继续聘任”的终身教职时，文件上的确还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条件是基于董事会的政策，书面资料见于本校图书馆。”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确指出，在大学出现财务问题时，可以取消我的持续聘用。十年后，在我被解聘后不久，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寄出一封传阅信，其中写着：“许多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原先具备其他大学的终身教职身份，因此并不知道，纽约州大体系并没有终身教职的有效保证。”但是我不能说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签商业契约时不去看契约上的小字。我有注意到裁员的条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时，我根本无法想象，理论上可以撤销的终身教职实际上居然会发生。当时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期待从未实现的扩张。至于我个人，纽普兹是个理想地方，可以让我将自己独到研究的浓缩成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被裁员后，只要一想到在当年的芝加哥机场，余英时和彼得·莱特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运的力量。两个相邻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后数分钟开始闲聊，就此决定我和家人未来十年的命运。不过，真有这么悲剧和命定吗?我不能说一切已脱离我的掌握，至少我还不打算这么承认。

    在1979年夏天，我最担心的是，工作丧失可能连带摧毁我身为作家的身份。我还是历史学教授时，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交给爱德华·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做何感想。还有耶鲁大学出版委员会，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如果他们拒绝书稿，出书的希望会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触更是不稳定。他们说原则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时，表达的只是意愿，而非承诺。种种迹象显示，部分编辑喜欢，但还必须通过我们无法得知的步骤，才能达到出版之路。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可能在中国引发很大的争议。支持出书的人会说：“这是一本美籍华裔教授写的书。”而反对的人会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被纽约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校所解聘!”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没有理由以为他们就会没有学术上的势利。在这个国家，所有作家和学者至少和外界隔离了十二年，一旦骤然面对刺眼的阳光，而且也不确定极左派人士是否重新掌权，绝大多数的官吏自然不愿接触风险太高的事。对胆子比较大的人来说，他们总要取得权威地位，来支撑他们的做法。在中国，教授备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绝不可以像领日薪的工人一样被开除，这是尊严扫地的事。总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传开，支持我出书的人一定会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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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中国仍受到美国大众媒体的关爱和青睐。邓小平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他访问美国，足足成为一周的电视要闻。中国反击越南时，惊讶的成分多，谴责的成分少。美国各式各样的代表团接受北京当局款待茅台和烤鸭，回国后都有一堆愉悦的故事可以说。中美贸易点燃很大的希望，但对我们来说，过去已看过太多同样的事，不需要是智者也可以预测，这种幸福的感觉注定会消失，不可能持续太久。我已对自己的研究所学生解释，美国大众有时把中国当成白雪公主，有时当成是老巫婆。中国这个大国和美国的结构完全不同，又经过一段漫长的革命期和调适期，未来发展绝不可能太简单。有时我们这些“圈内人”也会觉得困惑。错误的讯息和过度的期许太多，媒体必须选择高度相关的新闻来报道，如果没有深入的阐释，报道可能要不就强调中国的纯真与魅力，要不然就揭发种种令人作呕的故事和不堪回首的过去。无论有意或无意，观点的转换都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心情，而且通常走极端，而不是在捕捉中国当时的变化。这些变化鲜少报道，即使有，也不是为了头条新闻中提到的原因。

    事实上，在1979年，虽然从中国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加强了在美国的“卖点”，但从各种渠道和全球各地的中文报道，就可以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好在下一波诋毁中国风潮时出书，大大赚一笔。对我来说，最骇人听闻的是“文革”时安徽发生的饥荒，详情惨不忍睹，此处不宜刊出。很少西方人会听过以下的事：根据在香港出版的两大册资料详实的“文革”文集，总参谋长之一的黄永胜将军，连续两年都定期派三名属下，观察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受外国媒体访问。西方人也不太可能知道，两个人在石家庄被处决，因为他们从四川带走一百多名妇女，到河北省贩卖。在1979年，若干西方游客抱怨，去中国旅行时，无法接触到当地居民。但一名美籍华裔妇女在纽约为文揭露，她到中国内陆旅行时，即使买的是三等舱车票，也一定会被带到头等舱。她提出抗议时，管理员告诉她，一般舱等的情况不适合她，对习于西方生活标准的人来说，食物是不能吃的。之后，她发现这一切都没说错。更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员对三等舱的农民态度粗鲁，毫无同情心，完全不同于许多作家和制片家形容的真诚友善。搭渡轮过长江的人指出，在只容站位的那一区，有些游客根本看不到河景，因为有好几层的人堵住了视野。中国物资欠缺，海外妯娌回国探亲时，自动提出在离开时会留下内衣，好让穷苦的亲戚穿。在中国的部分地区，木材及竹子受到管制，市场上因此看不到筷子。中国人到美国时，会清洗野餐用的免洗塑料刀叉，拿回去给小孩当玩具。北京能用的木材已制成苦力的挑竿，这些挑竿又坚固又容易弯曲，非常适合丹麦设计的现代家具。一些聪明人想出如何用来制作沙发和座椅，自行动手的过程形成风潮，无数的办公室员工因为无事可做，开始传授技巧，将普罗阶级的用具，改造成中产阶级的摆设。

    上述种种沮丧甚至气馁的消息，都必须和其他振奋鼓舞的情况并列才行，共同显示出大规模的转变正在进行。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大历史的概念不失为产生深度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全国必须可以进行货币上的管理，而不只是意识形态一致而已。我们从中国接受到的讯息乍看之下虽然紊乱而自相矛盾，但其真正本质指出，奋斗的终极实现已经不远。这个国家的眼光不再只看到自己，就已经是很有希望的迹象。也就是说，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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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在过去，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立场从偏爱摆荡到不友善，因为他们对两国之间结构上的差异深感不耐，常常低估问题所在，不论就本质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们可能轻易被虚假的希望点燃，希望破灭时，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但事实上，传统中国有非常长的茎梗，无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隐藏。其次，历史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律专家自居，这些标签和分工手法必须置于历史真相之后，历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用以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国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种根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更不用说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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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1979年，我却置身于非常狼狈的处境；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开放，有很多机会参与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对话。另一方面，有威望才有资格提贡献，我却在这个关键时期被一个小学校解聘。我申请参加美籍明清专家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该活动是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onScholarlyCommunicationwiththePRC)所赞助，但我却被拒绝，这显然无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响力。我的中英书稿结果如何，仍然让我焦虑不已。这本书并非宣扬我的史学方法，而是展现帝制中国末期的切片。送到耶鲁的英文书名是《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送到北京中华书局的书名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有双重目的：一是将现代中国的底线往后推移，事实上是移到鸦片战争前两百五十三年。历史显示，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早在当时就已存在。另一目的是证明，我的大历史理论既不是教条，也不粗糙或无聊。作者必须花一段时间独处，才能发展出电眼般的视野。如果读者愿意，可以和作者一起探讨中国历史上许多有趣的细节，以其他方式就做不到。看来似乎琐碎，但却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形。我会不时在书中发发议论，但整体而言，这本书是叙述性的历史书籍，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应该可以接受。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有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狱、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20)

    我的当前问题是，兴奋紧接着长时期的郁闷后而来，让我完全不知所措。以这趟曼菲斯之行来说，我出发时并没有留太多时间。我的车子停在普林斯顿客房和火车站之间的停车场上。停车场前方是个名叫“哇哇”(Wawa)的食品市集，我替自己外带了一份鸡肉沙拉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已经过了下午一点，但我却还没有吃午餐。过去数星期以来，我的生活一团糟，一定让我丢三落四。我的车子停在同一个车位，但车子里是成箱的书，是我从纽普兹带来的参考资料，结果不但没看，甚至也没拿出来。油量在最低点，能否开到机场都成问题。幸运的是，这是个偶数日，我的纽约车牌AUG188是偶数号码，所以我可以买三美元的汽油。我在城外不远的加油站加完油，时间不多了，我急着赶到机场去，居然在普林斯顿南方一处路标不明显的地方迷了路。我停下车来向一名妇女问路，但也没有用，她指引的方向让我在一堆次级公路中打转。路也太多了。忽然之间，我回想自己问的是去“机场”的路，并没有指明是在川顿(Trenton)的马瑟郡(MercerCounty)机场。如果她指错方向，该怪的是我。又过了十五分钟，才把错误更正回来，解决之道是把车重新开回一号公路，才能直接开到机场。这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很可能错失接泊的班机。我转向295号州际公路时开始下起雨来，倾盆大雨夹着打雷。信不信，这时挡风板上的雨刷居然不肯动。1971年出厂的杜林(Torino)已经有九年的历史，到普林斯顿后就很少使用。我想不起来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开过，也记不起来何时在雨中开车。现在雨刷既然不肯动，前方是一道洪流，只有一小片玻璃挡着。我打开闪光灯，摇开车窗，在暴风雨中探头看前方的路。在一刹那间我咒骂自己：如果我没有走错路，或是提早半小时出发，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但下一分钟常识警告我，现在正是发生车祸的绝佳时刻：在情绪上很着急，设备有所缺失，路面危险，天气又不佳。想着想着，车速不禁慢下来。车子以蜗步前进，而且贴着路旁，避免接触其他的车辆。我闻到雨的味道，雨水流进眼睛、鼻子里、沿着衣领流进衬衫里，微微刺痛。最后五英里路仿佛没完没了的奋斗。

    开完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时，暴雨也停了。雨并不是突然消失，而是被风刮向东北方，一半的天空宁静发亮，另一半阴森黑暗，下方新泽西的平地也就分成两半。幸好我前几天曾亲自来买机票，对机场方位还算有印象，停车不成问题。我跑进建筑物中，发现接泊机还停在那里，松了一口气。一定是因为暴雨才多停留了数分钟。我是最后登机的人，发现机上还有不少空位。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喘气看着这架双引擎的涡轮推进接泊机起飞。飞机着陆的轮子不比飞盘大多少，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溅起水花，但离地面后仍然运转，直到摩擦后才完全停下来。着陆装置并没有收入机身里，因为毫无必要。我们正在进行短距离的飞行，会先停在北费城，然后再飞到国际机场。通过德拉瓦河上的惠特曼桥时，看到后备役的海军舰队，包括各式各样的船，整队船舰在解除武装后静静停在水上。

    到费城国际机场时，我才发现我们的班机延误了。该班飞机应该是来自北方，受制于气候状况而无法准时起飞。最后飞机终于抵达，我们上了飞机，飞到匹兹堡，但已经延后一个多小时，往曼菲斯的班机不等我们就飞走了。机长在飞机滑向航站大厦时，透过对讲机宣布这个坏消息，建议错过班次的旅客去柜台安排住宿。对航空公司来说，这些事必定是家常便饭。飞机一着陆，我们没有花太久的时间适应，一辆轿车把我们接到匹兹堡郊区的一间高耸的汽车旅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长途电话，我怕格尔已经到曼菲斯机场，怕她打电话到普林斯顿客房又找不到我。我必须拜托经理传达我的讯息，报上我的名字、班机号码和明天抵达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我求他一定要告诉她我人在匹兹堡。一般主管不会愿意跑这种差事。他们会说：“噢，可是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电话。”但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这位亲切的经理老远就说：“好的好的，黄先生，旅途愉快。明天见。”

    我甚至不知道这家汽车旅馆的名称。不过我注意到，建筑物仍相当新，玻璃窗还染色，但住房还不到半满。电话亭附近有几台贩卖机，还有微波炉，可以让人加热康宝浓汤和洒上番茄酱的成杯意大利面。这一整天忙进忙出，让我没什么食欲，即使在飞机上，我也几乎没碰机上供应的小点心。现在看到食物却让我想起，我把咖啡和鸡肉沙拉三明治留在车子里，就放在书旁。在酷热的夏天，食物和书必须一起放在铁皮车顶之下达三天之久。如果咖啡倒了一地，我也不会吃惊。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21)

    洗完澡后倒在床上，我才渐渐回过神来。我一生中总是到处奔波，总是急急忙忙，有时会开始同情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放轻松?一份三明治、一杯咖啡、一辆车，甚至一堆书算什么呢?这些书不过是明朝的记录，是四百年前的文告和事件的再制资料，其中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如果我的书能出版，我的参考书就已经达成目的。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的书稿永远找不到书商，我的藏书即使保持崭新状态，价值也不会增加。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应该学会和未知的力量妥协。今天早上，我很确定晚上会和内人及小孩在一起，谁会想到我会睡在匹兹堡的旅馆里，让计划好的周末几乎只剩下一半?我应该容忍不可预测的力量，做好调适，即使永不放弃目标。

    我无法辨别自己在匹兹堡的哪个区域。匹兹堡是个有趣的城市，这倒是可以确定的。数年前我们来过这个地方，却走错方位，只看到贫民窟。又有一次是从上方飞过，飞机的高度在城市天空线以下，景象非常特殊，你可以形容是看尽远方摩天楼的中层窗户。这次是从山路进城，看到现代化的建筑和快餐店，附近的岩石上有许多松树。同一个地方，观点不同，视野就不同，全部加总，生命因而更有趣。

    我还没告诉格尔，如果这两本书可以出版，我应该认真考虑写回忆录，不过不是一般定义的回忆录。在美国，写回忆录的人包括前总统、前国务卿、四星上将、文人、男女演员或是黑手党头子和应召女郎。我不属于任何一类。我的回忆录可能不情不愿，是一个平民请求妻子允许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权，以赢取肯定，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

    我一辈子中从来不曾认真考虑加入任何精英团体。我不曾享有声望，也不可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才在学术圈建立权威地位，更不要说我最近的耻辱。我应该持续找工作，申请研究奖金，但我最近开始尝试，却发现前景不是太看好。我会有工作，但翻译工作却有违我的想法和目标。

    让我这么说吧：菲德瑞克·杰克森·透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是美国历史学界的名人。在上个世纪交替期间，他以“边疆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他主张，美国的边疆不断往后退，有助于美国形成民主体制。透纳是位出色的作家和演说家，却不是好教师。他指导了许多博士论文，徒子徒孙将他的理论演绎成内在边疆和外在边疆、首要边疆和次要边疆、初期边疆和晚期边疆、北方边疆和南方边疆。种种努力只造就出一个透纳，却制造出许多模仿者。他们欠缺自己的想法，因此减弱了透纳主题原有的活泼精神。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历史，虽然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就某些方面来说更糟。最大的障碍是，中国领域的史学家往往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史学家。在英国历史学家中，有研究都铎时期的法律专家，许多美国史学家则以殖民时期和外交政策作为专业领域，因此中国历史想必能找到相符合的领域。一旦位置确定，由教师带领学生将历史分解成小部分的同样过程，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完全不受重视。既然学术出版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者本身，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众考量之内。

    这样的方法有严重的缺陷，也许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将许多年轻学者制约在短视和地方化的视野，让他们来不及习惯中国问题的广大无边，也就是说，借着中央集权化的官僚管理，操纵整个国家。那些学者所提出的批评，通常是基于西方体制的逻辑，到目前为止和中国并不相关。他们急于将这样的逻辑应用在中国，不管技术上是否可行，反而可能使逻辑更无法适用。不过，仍然有部分学者研究中国的远古时代，却没有提出和现代相关的问题。就我的观点而言，这实在是很可悲的浪费，因为当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即将融合之际，所有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应该对此目标有所贡献。如果看到事情无可避免要发生，却不曾努力让自己的辛苦不白费，简直是故意自外于这一切。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22)

    我相信许多同事都意识到这些缺失和风险，有些人私下表达他们的关切，但要快速调适并不容易。即使是西方世界的学院派人物，都无法避免自身的官僚架构。这个问题牵涉到经费、权威、传统、组织、教材、课程、出版标准、来自其他系的压力、大学间的敌对竞争等等。急着改变可能重蹈马克·洛德的覆辙，或是正如亚瑟·莱特指出，要先确定九十五点主张。现在，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丧失，我终于可以行使作者的特权。

    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让我和一般读者对谈。由出版社最近出版中国书籍的数量，可以得知美国大众对中国感到兴趣。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他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安·泰勒(AnnTyler)曾说，她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后，必须让话语在头脑里漂流一段时间后，才会说“我懂了”。再加上文化差异，我如果要具备类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过程远比一般人的想象还要长。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此处没有必要引入术语和定义，如果观察者确有能耐，就可以从事件和稍纵即逝的念头中报道事情原委。

    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比起和纽普兹纠缠不清重要多了。至少我在被遣散前已开启大历史的理论，我将出版的书也已指点不同的方向。我希望格尔可以同意，对我而言，如果要进行这个计划，她的持续支持和牺牲是不可或缺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更不用说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黄河青山》 普林斯顿，新泽西(23)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有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狱、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1)

    1952年9月我进入密西根大学部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历史学家，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研究明史，理出一套方法，再将历史投射到现在，并逆转推论，证实我对帝制中国时期的发现。如果我可以预见这项任务的艰辛，我一定会退避三舍。

    在1952年，我只是想到，以我在国民党军队长达十二多年的资历，我有很多经验可说，因此我选择主修新闻学。我已申请数所大学，全部都在中西部地区，也都名列前十大。密西根不只最先给我入学许可，而且因为认可我毕业自雷温乌兹要塞的参谋大学，还给我十二个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学分。我还想象，如果我更用功一点，也许可以在两年内取得硕士学位。目标果然实现。但对我来说，毕业就是失业。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会说道地的美语，无法有一支快笔符合截稿期限的要求，要找新闻界的工作非常难。但是，当时也不会有人雇我去整理图片或编排索引。我试过出版业，但只是增加一些被拒绝的经验而已。有一份杂志没有拒绝我，还替我的一篇文章印三十五份抽印本。那篇文章登在《太平洋历史评论》(ThePacificHistoricalReview)。

    同时我对历史的兴趣也被激活了。“至于这个，”我的朋友和老师都警告我，“别无捷径。你可能要念个博士学位。”有人还说，这个最高学位是在大学教书的通行卡。十年后我才拿到我的通行卡。1964年，在密西根大学体育馆里，我们看到校长将一顶米蓝色的方巾，放在詹森总统头上，因此这位大社会(GreatSociety)的发起人，就能以名誉法学博士的身份，向毕业班致辞。现在我衣柜中也有一式一样的方巾，是我凭一己之力在同样场合获得的。詹森总统戴着方巾离开密大，搭乘直升机离去后，我也收好自己的方巾，不久后就收到一通来自伊利诺州艾德华维尔(Edwardsville)的电话。我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并在此遇到我未来的妻子格尔。

    不久前席得尼·胡克(SydneyHook)发表一篇文章，名为《天空中的赌场》(CasinointheSky)，强调机遇和事件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完全信服这种说法。在我一生中，我常必须在特定时点做出关键决定。回顾过去，我不确定当时是否由自己来下决定，似乎是决定等着我。

    我到安亚堡前的经历如下：

    我在东北的任务之旅没有太久。1946年6月初，我从长春回到沈阳，参加到美国留学的检定考。接着全国大考在南京举行，从一千多名考生选出约两百名军官。整整考了一星期，内容包括中英文作文、数学、科学和兵法。口试是由一组美国军官主考，我们进场前要先取下勋章。结果公布时，我又惊又喜，因为我和另外十五人被送到雷温乌兹要塞，但他们军阶都比我高。我们从上海启航，搭乘运输舰“尚克号”(DavidCShank)，是由运输军团来负责。在船上我们就开始过美国式的生活。不过战后不久的运兵船并没有太多舒适的设备。我要睡觉时，发现上铺离鼻尖不过几英寸远而已。我们要洗澡时，美国人警告：“小心一点，虽然标明是冷水，其实是热的，标明热水其实是烫的!小心不要被烫伤。”虽然如此，但船上的可口可乐只要五美分，一条烟只要五十美分。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2)

    到加州的奥克兰以后，我们改搭火车往东行。军方和铁路局居然安排得当，让我们搭卧车顺利抵达目的地，毫不出错，令人啧啧称奇。有一天晚上，有一群女孩来拜访我们。她们是海军雇员，预定前往巴尔的摩，车厢就在我们隔壁。有一个女孩先打开话匣子，最后和她的同伴一起被邀请与我们为伍，她还说：“我不是早告诉过你，这节车厢一定有趣!”我们彼此问了一大堆问题，一直问到午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打算去回礼一番，却发现隔壁车厢只是一般乘客。

    在雷温乌兹要塞，我们的校长是哲乐(LeonardTGerow)中将。第二次大战期间，他曾在欧洲带兵。在战前，他是五角大厦的重要人物。我们对他的印象是他很喜欢夸大炫耀，有一次，我们要照团体照时，他居然太过高兴，还拍着太太的臀部。哲乐太太也同样热情活泼。在一次聚会中，高级军官的太太问哲乐太太哪里去了，一位女士回答：“她在外头吃雪花。”原来那天是下雪的第一天。

    哲乐并不被视为中国的盟友，因为根据已出版的资料，在珍珠港事变前，他建议美国政府就法属中南半岛和日本妥协，以牺牲中国为前提。但在雷温乌兹要塞，他拜访我们这群人。当时中国的内战让我们又沮丧又不好意思，将军说，这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认为，内战之所以开打，是因为大家都太爱国了，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他们全都参与美国内战，而且有的属于南军，有的属于北军。

    我们的课程持续了九个月，行事历和一般文理大学差不多，学期从9月开始，6月结束，圣诞节放假两星期。约三百名美国军官就学，大多数是中校，很少有上校或少校。盟军的军官约六十名，官阶就很杂乱，从英国的旅长到海地的中尉都有，后者还是全班唯一的黑人。一名苏格兰军官穿着苏格兰裙来上课。大多数拉丁美洲军官都不说英文，有专门的西班牙传译人员为他们翻译。

    课程的大部分内容为地图演练，问题是从陆军的档案夹抽出，但经过修正，以利课堂上使用。我们逐渐熟悉的地理区域是巴黎西南部。假设我们在圣罗(StLo)突破后，分两路进攻，一是从吕曼(LeMans)到沙特(Chartres)，一是从托敖(Tours)到奥良(Orleans)。另外一个经常用到的设想情况是九州的鹿儿岛一带。我们假想进攻，修补港口设备，建立进攻部队，对岛民实施军事管制等。后勤和人事管理是美军擅长的两点，前提是纸上作业可以实际运作。在雷温乌兹，我们首度得知欧战可能提前半年结束，正如一位五角大厦来的客座讲师所说的，如果“我们再聪明一点就好了”。在雷温乌兹，他们常常提起原子战争，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核子武器未来将如何影响传统战略。我们仍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3)

    在雷温乌兹上课非常气派。在体育馆一样大的古伯厅(GruberHall)，近四百名军官学生坐在其中，每个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气，堪称“总裁级”。麦克风有数十个，设置在走道两旁和座位两边。一名上校担任课堂监督，办公室就设在大厅后方的小房间内。他指挥十数名男女士兵，调派他们分发教材，开启和关闭麦克风。教师在讲台上授课，麦克风别在领带上。每个人都带着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长线，方便在讲台上踱步。他们名牌上的字高达一英尺。各教官就一般主题下的专长发挥，即使授课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也会有一名军士将他的名牌挂在墙上，名牌不短于三英尺。作为视觉辅助工具的地图和图表则贴在木板上，从讲台后方推出来，清晰易见，可以和足球场上的记分板相媲美。

    我利用圣诞假期到纽约和华府去玩。一路上总会遇到好奇的民众，他们看到中国的军官不免惊讶。有些人甚至讥讽地说：“看，中国军队来了!”我常被问到关于内战和毛泽东的问题。有些人还问，白修德(TheodoreWhite)的《雷霆后之中国》(ThunderoutofChina)有几分真实性。有些人还问我属于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我几乎要认定这些人简直是大白痴时，却又发现他们真的是搞不清楚。有一名妇女说：“如果你们有两种军队，我们就应该两种都一起邀请来，这样才公平。”

    1947年夏天我们回到南京时，马歇尔将军早已停止调停国共间的纷争。不过，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协助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和组织。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军官，都被分发到军校或是和训练课程相关的部门。我还获得一个僭越的头衔，成为参谋本部的资浅军官，隶属国防部。事实上，我还是个上尉，月薪约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将美军提供的文献译成中文，但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对美军来说，军务、补给和人力的流动是采取“油管制”，装备和军库都十分齐全。在前线和各驻扎地区设有中间联络站，补充兵源源不绝。人事和设备的流动经常而自动化。如果国民党有能力做到，内战绝不会产生，绝对可以预先防止共产党的行动。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国，恐怕还是疑问。我们听说，在军阀时代，军需官必须从团长太太手中拿钱，才能喂饱士兵。1947年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脱离这样的阶段，但其实没有进步太多，不时要找人、找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油管制，其实不过是空想一场。

    不过，我们的将军对油管制仍存有幻想，因为这是外国来的现代东西。我很快就发现，这个现象不只军中独有，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通常给人先进的感觉，他们的学识即使理论上很先进，大多数情况下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他们的长官仍然很看重他们，原因是可以替部门带来装饰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这番个人的体验，因此最近听说同样的事又发生在中国派遣的留学生身上，不禁觉得沮丧。

    1948年年底，我从五厅(训练与组织)，转到二厅(军事情报)。我的任务是对外国军队和海军武官简报战事，直属长官是陆中校，他现在也住在美国，将名字改成JosephDLowe。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可以发现他的两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对我说，行政院长翁文灏是他的舅父，他关心前线的战事，却没有人提供足够的简报。透过正式管道的讯息不是早已过时，就是不正确。我们认为这简直太过分。由于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产党公开宣称是“战犯”。然而，他甚至不知战事的发展，不知前线在哪里!在陆中校的安排下，我到这位清癯的行政院长家去看他，做了约一个小时的个人简报。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4)

    1949年年初，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还在做最后努力，和共产党谈和，但人民解放军却正准备渡江南下，国民党的国防部将我们撤退到广东。显然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台湾了。四月，同为雷温乌兹毕业生的袁韦兴(音译)上校，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到东京去。他刚被任命为驻日代表团的副官长，愿意找我当他的助手。我愿不愿意去?袁上校应该知道答案的，这种问题不需要问。不久后，在1949年5月，我并没有加入成群的公务员和家属之列，在临时住所等着搭船过台湾海峡，而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Cleveland)的头等舱，从香港开往横滨。由于是为驻日代表团工作，我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拿着红皮护照旅行。在香港，我订制了两套西装，由外交部付钱。上述遭遇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我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才更叫我吃惊。

    在密西根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是威斯理·莫勒(WesleyMaurer)教授。我开始注意历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响。他介绍我看约翰·弥尔(JohnStuartMill)的《自由论》(OnLiberty)、约翰·柏瑞(JohnBury)的《思想自由史》(AHistoryofFreedomofThought)及亚瑟·加菲尔德·黑斯(ArthurGarfieldHays)的《让自由响彻云霄》(LetFreedomRing)。莫勒下巴方正，总戴着无边眼镜，背景颇为特殊。他原先接受的训练是要当美以美教派的牧师。事实上，他从神学院毕业后，也传过几次道，但最后还是临阵脱逃。从此以后，他就热心批评有组织的宗教。不过，莫勒教授既非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论者。提到圣经，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部典范，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路德、喀尔文和诺克斯(Knox)，他小心翼翼区分他们分属自由斗士和暴君的面向。他不断提到星法院(StarChamber)、命运预定说的教义、陪审团审判等，好奇心驱使我去研究这些东西。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是透过世界历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两者有何差别。

    莫勒教授开的课“法律与新闻”，是所有新闻系学生的必修课，课堂气氛总是轻快活泼。他说，在诽谤案时，可以用没有恶意来当答辩，却不能用事实真相。他又说：“有时真相愈多，愈构成诽谤。”大众知情的权利和个人隐私的权利之间，的确有冲突。全班印象都很深刻。在另一堂课上，他提到色情书刊。他以同样强而有力的语调强调：“有时真相愈多就愈猥亵。”坐在后面的一个女生这时放浪大笑：“哈哈哈”，直到我们全转过头去看她，脸上带着会意的笑。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同学，我们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独特的相处之道。教授以惯有的精力朗读“路德、喀尔文、诺克斯等人”时，拉米会平静地插一句，“还有威斯理等人”。还有一回，拉米的插话更是恰当，教授提到圣物：“十字架、玫瑰窗、遗物……”这名外籍学生就说：“先生，还有圣牛。”在这两个例子中，他的辛辣评语都引起满堂笑声。长期浸润在莫勒的自由主义风气下，我告诉室友：“在美国，三声欢呼还不够好，应该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

    然而，莫勒教授虽然够自由开放，但却没空和我辩论蒋介石的事。我认为他对蒋介石只有非常刻板的印象，我无法在课堂上和他辩论。下课后，他很愿意见我，但一提到蒋介石，他的对话之门就关上了，他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其实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困扰。但是，有一天，他对全班说，有一些民间组织遭受到检察长的监视。他甚至还念出黑名单上的一些组织。当时我刚好收到一个中国学生全国组织的传阅信，我问教授该组织是否在黑名单上。他查了一下，没有，但他又转向我，以厌恶的语气说：“而且中国游说团(ChinaLobby)也不在名单上，那是一定的!”这和中国游说团有何相关?我愈想就愈不对劲。莫勒教授可能不会把我当成中国游说团的一分子，不过他可能认为我深受影响，原因是我的国民党背景，这在系上是人尽皆知的事。后来我问拉米有何观感。他很认真地说：“我不知道。不过莫勒有时很好笑。”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5)

    错不在莫勒教授，在50年代初期，提蒋介石或国民党并不受欢迎。我还不如谈密西根这一年进军玫瑰杯足球大赛的机会，或是如何阻止密西根州立学院要改名为密西根州立大学，避免他们模仿抄袭我们。50年代初，美国对朝鲜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也受不了麦卡锡主义。当时麦卡锡这位参议员还未受到谴责，还在进行最后一波的政治迫害，但反对他的声浪已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校园里。这样的风气正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两件事实是很清楚的：蒋介石将中国大陆输给共产党，是因为贪污和无能，而美国政府给他二十亿美元，他却花得一干二净。这就够了。

    我想说的是，我打算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我希望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观察，而不是从干涉美国内政的角度，虽然两者之间其实很难分辨。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大可以说，你们永远不应该说贪污和无能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因为如此一来，你们等于是以粗糙和过度简单的结论，来提前结束一个复杂异常的案子。我大可以说，你们从中国搜集到的意见，其实非常狭窄，大体来说只反映美国驻外单位的情绪。这些人对史迪威事件的情绪反应非常强烈，事情发展不如预期时，他们就非常失望。我大可以说，你们太容易受到中国自由派书生的影响，这些人和你们一样，对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并没有第一手知识。他们告诉你们的，通常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至于如何达到理想境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完全都没有解决之道。

    我大可以说，在对日抗战胜利后，中美的关系根本就是一大败笔。美国政策的缺失充分为赫伯特·费斯(HerbertFeis)所揭露，尤其是在《中国结》(译注：作者所写TheChinaTango恐有误，经查并无此书，应为TheChinaTangle)中的结论。在中国这一方，我们过度深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都会支持我们。我们站不住脚是因为我们不能要你们负责，你们并没有签约来保护我们。我大可以说，杜鲁门总统说对了。他曾说，美国人民不容许他把资源一直放进中国的无底洞中。但他说，我们无视于马歇尔将军的劝告，不靠野外作战而赢，反而挤在城市中。这话有欠公允，国民党军队曾在野外打过许多战役，我自己亲眼见到在东北的一场。城市是我们的后盾，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后勤运输区。国民党已接受马歇尔的劝告，试着将三百多个师精简成九十个师，希望借质的升级来争取美方的认可，借量少质精的作战部队，更适宜接受美国的补助。(精简也是马歇尔的计划之一，希望借此逐步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合而为一支国家的军队。)但精简后，我们必须更依赖现代运输及通讯。国民党军队的结构非常不容易管理，在过去，总是让非正规的辅助军队成为外围的助力，那样的军队更容易适应乡村。在大规模的作战中面对共产党军队时，强化作战部队的政策反而成为一大弱点。

    至于贪污和无能，我要说的是，这两者的确存在。至于二十亿美元，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争辩或证实这个数字。美国在抗战胜利前后对国民党的补助，代表的是绝大的善意和不见天日的管理，双方都有滥用之嫌，账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认为，美国替国民党训练和装配三十九个师，通称为“α师”，最后成为国共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但我还没有看到以下的事实公诸于世：α师的设备和补给散置于全国各地，从内陆的军库到沿海的仓库，管理没有逻辑，也谈不上优先顺序。简而言之，某个地方有一堆迫击炮，另一个地方有许多御寒衣物，介于其间的则是短缺和无法计算。那些师级部队穿梭于补给区之间，装满行囊后继续前进。国民党军队并不是败在设备和补给，要说这种话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证，受益者并没有得到军需后勤的援助，装备也不够充分，一开始就陷入技术上的陷阱。1946年初我在东北时，国民党的军力可说达到空前之高。单是新一军炮兵营的一○五厘米榴弹炮，毫无疑问可以解决林彪的“人海战术”。但是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而整个东北的炮弹也不超过一千发，几分钟就发射完了。在春末，我曾看到士兵穿着尺寸过大的雪靴，事实上他们应该穿帆布鞋。前线的机关枪很多都没法使用，原因是没有好好上油。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6)

    既然二十亿美元的补助中，我也花到了一部分，包括我在雷温乌兹念书时每个月领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贴，我很难有立足点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出，单是要维持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开销，就可以养二十五个中国师级部队。无论美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配偶子女、电冰箱、汽车、其他家用产品，有时连宠物也包括在内。学校、俱乐部、邮政单位都必须随之设立，汽车调度场也是。我们常会听到：“生活水准有所差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事实上，差距非常大。两国的体质差距太远，直接输血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其实双方都很无知，一名美国顾问团的上校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我们整理一套手册，理论上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草拟组织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诉班长，可以完全不予理会。例如手册中写着：“战利品和纪念品不应该包括在组织表中。”他显然不知道他在指导哪里的部队，也不知道我们在哪一世纪。战利品和纪念品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一些如厕用的卫生纸，因为我们的士兵都还在用竹签和玉米。

    刘远汉少将是五厅的厅长，有一次美国人建议，一个步兵连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只要三名厨师。刘少将大惑不解，我必须对他解释，在美国陆军中，厨师是技术人员。他们有训练厨师的专门学校，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他们的野外烹饪炉点的是汽油，是用卡车运送。厨师人数不多，士兵就要轮流当炊事兵，帮忙削马铃薯皮、清洗打扫等工作。我们的美国顾问并不知道，在国民党军队中，厨师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煮稀饭。士兵用餐时，他们必须派出先发人员，背着大锅、水桶、米袋等，往前走个十到十五英里，到达中餐的预定地，寻找井水，捡拾干木块或稻草当燃料。水一定要煮开，有时候还必须向村民买食物，晚餐也必须重复同样的过程。

    我在安亚堡两堂不同的课堂上，听到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但是，无论教师或同学都不知道，美国军队丢弃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救济物资和补给品，全都算在二十亿美元中。我不知道生锈的器材如何销账，但我清楚记得，中国政府发给我们潮湿的烟，当成补充的配给。

    我为什么要提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呢?只会使我自己不受欢迎而已。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历史。当你们低估我们的表现和努力，你们同时过度简化国民党的作为和中国人的性格，最后你们也同样会误解共产党的斗争。如果你们不过是提供发布新闻用的素材，解释美国何以缩手，这也就罢了。但是如果你们想刻划更完整的图像供后世参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50年代，我还没有深究历史，因此无法发掘内战的真正意义。但即使在当时，我已本能地感觉到，内战的层面和在历史中的地位，正被大众严重误解。

    甚至在当时，我大可以说，一个三百多万人的军队，而且士兵全由农民所组成，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打仗，如果只是为了保卫一个高压而腐化的政权，怎样说都不合逻辑。问题是，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和大规模投降被广为报道，但个人和部队的英勇事迹却几乎不为人知。我在你们的战报中看不到描写战事如何惨烈的事例。就许多战役而言，其残忍还超过对日抗战中的最残酷战事。举例来说，在对日抗战中，我们还没有损失这么多高阶将领。我可以随手举出二十个师长级以上的将领，他们全在内战中捐躯。单是一场战役就折损两名资深将领，邱清泉、黄伯韬将军，两人分别率领第二兵团和第七兵团。张灵甫中将的事迹全中国皆知，1947年初，他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共产党的军队切断时，他和辖下所有军官全都自杀，包括副手、参谋长、高级与下级军官。但外国特派员对这件事略而不提，我只看到罗伯特·瑞格(RobertRigg)的书提到他的名字，但历史学家根本忽视瑞格其人。我要说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于为他们平反，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视野有多狭隘。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7)

    我在密西根念学士学位时，把一些想法和观察写成部分手稿。我在雷温乌兹的教官罗杰·沃考特(RogerD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帮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此人是《圣路易电讯报》(StLouisPastDispatch)的编辑。虽然他刚开始很热心，但我从他的来信中看出，他并不喜欢这份手稿。不过他仍然把稿件交给在纽约的编辑，后者很快退回，还表示遗憾。后来麦克格罗希尔(McGrawHill)的编辑到安亚堡来征求稿件，他看了稿子，很是喜欢，说要和公司谈谈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认为稿子值得付印，写了封信介绍我给他认识的一位出版经纪人，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个月后被退回。这样也好，依我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的作品不够成熟。当时的风格激烈好辩，恐怕比我前面数页失望惋惜的风格还糟，后来我就毁了这份文稿。稿件被退，加强了我的信念，也就是在付印之前，要做更多的阅读和反省工夫。

    我们在驻日代表团时，薪水是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不过，我们的房屋和补给却来自征收。由于我们是占领军之一，我们的补给事实上是由日本政府负责，我得以省下足够的钱到美国去。不过这笔资金很快就花完了，时年三十四岁还是大学生的我，除了学费偶尔可以延后缴纳外，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长期的工读生涯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

    数年前，唐纳德·季林(DonaldGillin)教授(现任教于瓦萨学院)和其他学者辩论到中国内战问题时，多次引述我的说法。不免让别人问到：“谁是这个雷·黄?”唐纳德就会微笑说：“是我在安亚堡认识的电梯服务员。”当时他初次来问我几个问题时，我的确是在密西根联盟(MichiganLeague)当电梯服务员。我对他说，我不介意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必须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电梯好几次。后来我到纽普兹任教时，他邀请我到瓦萨去演讲，离我不过十英里远。一名女学生得知我的国民党背景，向季林抗议，说我既然在国民党，一定很“肥”。季林必须向她确定，不但一点也不肥，“我认识的雷·黄是相当瘦的”。

    除了我待在密西根的时间过长以外，工作经验也有助于我的教育。我曾经想，一名外国人要从里到外认识美国的最好方法是阅读《读者文摘》，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美国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是商业区，至少有一家名为“第一全国”的银行；加油站和停车场通常离市中心有四、五条街远，同时还有公共电话和洗手间；药房通常也兼卖便餐和冰淇淋。我第一天在席尔斯(SearsRoebuck)当收货员时，就不安地察觉到，我加入美国就业市场的准备工夫还不够。仓库里一有人叫：“卡车来了，收货员”时，事实上就暴露了我的轻忽。我应该更有警觉心，我应该感觉到事情会如何进展，并把这当成“第二天性”。我应该冲到收货台，但又不能用跑，而是要大踏步，显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我理应挥舞手势，让司机可以轻而易举把货车停在后巷。不过，我却很害怕。我实在搞不清楚，那些司机为什么不会撞到电线杆或是建筑物，我不想因为自己指示错误而让他们惹上麻烦。

    司机跳下车时，我理论上要表达友善之意。这又难倒我了，我不知如何开启对话，那些卡车司机收入颇丰，但他们“每一分钱都是辛苦挣来的”。像我这样的非技术劳工，应该主动表达赞美与敬意。我观察其他同事，逐渐有了概念，有些收货员会和司机展开如下对话：

    “嘿，查理，风城怎么样啊，还在刮风吗?”

    “刮得可大咧。不管它了，你要的五十个轮胎，要放在哪?”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8)

    “嘿嘿，查理，你太太是棕发美女。那个红发女人是约会对象。不要再搞错了，小子。帮我个忙行不行?不要几杯酒下肚就惹麻烦!”

    “闭嘴，把笔给我。我的笔不能用了。该死，整整花了我一美元。”

    “嘿，查理，我们是席尔斯，可不要蒙哥马利·华德(MontgomeryWard)的包裹。”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还是要给你一些。”

    我无法做到这么美国化，也想不出应该说哪一种话，只好对着司机死命地笑。对他们来说，我一定显得很傻气笨拙。有一次，我来不及和司机建立友善关系，就站在停车场。他接近货柜时，我还是站在那里，一脸茫然。忽然之间，我意识到他丢过来一个箱子，我接住了。他说：“老板，你以为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了吗?只要乖乖走来走去就可以了吗?”

    不久后，我听到仓库里的女工说，有个收货员心不在焉。我听到她们在争论：给这家伙一个机会吧，他从中国来的，他总会学到的。我听到她们责怪在我之前的员工罗夫，他没有事先递辞呈，工头因此没有机会训练替补的人。我开始觉得，席尔斯不会雇用我太久。

    我不在停车场上时，应该要加入仓库女工处理商品的行列。我们拆开箱子和包裹，核对装箱单上的物品。价目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要把价目表黏或贴在物品上，再放到推车上，等着送到各楼层。我的不合格至此显露无遗，我不知道在丝带上刻上度量衡就叫量尺。我以为晾衣线是很复杂的机制，根本没想到只是很简单的一段绳子。我要别人告诉我，才知道茶叶罐是可以装饼干、糖和茶叶的容器。我从来不了解，后座扬声器归在汽车部门，是要连接汽车里的收音机，装在后车座，还附带铁丝和安装指示。我甚至不知道哪种颜色算是哔叽色。因为我的笨拙，和我合作的人速度因此减慢，我当然不受欢迎。

    送货员是个年轻人，名叫温杰，叫我不要担心，我会学到的。温杰拿起儿童用午餐盒，说：“看，大卫·克罗凯特(DavyCrockett)牌的!现在每个东西都是这个牌子。在我们小时候，每个东西都是哈泼隆·卡西迪(HopalongCassidy)。午餐盒、帽子、腰带，你随便说个东西，全都是哈—泼—隆!”

    他旁边名叫哈莉叶的女人说：“温杰，请不要在我耳边大叫!”

    我知道我不能让哈莉叶不高兴，她很不快乐。反正我很少和那些女人聊天，因为每次讲话，都会问个问题，因此最好尽可能避免。年纪最大的洁西几乎负责回答我的问题，有一天她问我对法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的意见。我说我很喜欢他，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很喜欢他。她似乎很高兴。南西最年轻，新婚不久。我和她唯一一次的闲聊是在她打开收音机时，我说她一定很喜欢亚瑟·高弗雷(ArthurGodfrey)。她说，那是因为她午休时，只有高弗雷可以听。我还没和哈莉叶说过话。

    我猜哈莉叶想辞职，但还没决定，或是希望加薪却无法如愿。店里的助理经理来和她谈话，工头也来了，他们提到席尔斯的福利和利润分享计划。但会谈后，哈莉叶也没有开心一点。她午休时走在大街上，看到白人女孩和黑人走在一起，因此很不愉快。“她们就像你我一样白!”她对洁西说。哈莉叶有个女儿，有一天午休时间来仓库，抱怨她的上衣，别人都说穿起来像老女人。哈莉叶不太高兴。她问其他两个女人：“你们觉得那件衣服看起来显老吗?”她们照理应该说，不会，当然一点都不会。哈莉叶气疯了。她不喜欢那些批评她女儿的高中生。最后她女儿可能不想穿那件有花边的上衣，这样她还要出钱再买一件。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9)

    无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一天，我在核对完一些名为“夏日乐趣”(SummerFun)的物品后，理论上应当大声念出装箱单上的价格，让哈莉叶写下来，好制作新的标价。在槌球这一项我念着：“三元九十九分——等一下，好像是三元四十九分。”哈莉叶不高兴地说：“说清楚点，可以吗?”我请她自己来看不清楚的字迹，她看也不看，把铅笔一丢，找工头去了。工头来了，对我说，不要管槌球了，去车库吧，山姆需要人手。我不知道两人之间的对话，但一定不是讲我的好话。

    不过，他们还是让我又多犯了几个错误。我不知道男裤上的标签要别在左膝，这样折叠起来陈列在架上时，标价才会朝上。我也不知道，白天不能去碰标签印制机上的打印台。在下班前几分钟才能补充新印泥，利用晚上的时间变干，否则标签上的字会晕开。我当时不知道，现在还是不知道，如何将一个没绑带子也没有把手的纸箱叠在另一个纸箱上。我的假设是，要一个比我高壮的人，纸箱要稍微离开胸前一下，但重心仍然要放在双脚，可是双脚又要能快速移动，双手使力往上提时，脚才能迅速调适。

    我当时应该告诉他们，这样对他们或对我都不公平。我不是他们的一分子，他们应该给新人机会，在正式上工前再训练一下。不过我还是多待了几天，直到有一天下午，工头说助理经理要见我。助理经理说，他会再让我待一个星期。我说，不用了，我宁愿马上走。他说，他会请会计多给我一天工钱。我说，没必要。他说，没有恶意。我说，的确没有。不过两人脸上表情都很僵硬。

    当天晚上，我到第一美以美教堂的学生合作社吃饭时，告诉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我现在懂你说的话了。”

    她问：“你被开除了?”

    我点点头。

    她来自底特律。之前我问过她关于美国生活的种种层面，雇用、开除、找工作、失业等等念头是相当有趣的主题。在中国，我们的流动率没有这么高，这些事并不是寻常的经验。我曾问她是否曾被开除过。她说是。怎么会?她是餐厅的女侍，一名客人走进来时，她正和同事说话，没有注意到。因此经理当场对她说：“你被开除了”?她说，没有，没有人会这么直接。他会等到下班时说：“麻烦明天不用来了”之类的。听起来很幽默，我不禁笑了出来。她语带厌恶，反驳说：“一点都不好笑。”她说，她破产后，也在上班的妈妈给她一点钱，让她可以去买份《底特律新闻》(DetroitNews)看征人启事，找累了，还有余钱买一杯咖啡。

    后来我替一个叫贺柏的人工作了一阵子，他在离市中心两英里的高速公路旁开了一家高级夜总会。我是额外的洗碗工，酒保不能来时还调调鸡尾酒。贺柏从厨师起家，现在已经有钱了，他还是和帮手混在一起，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整个地方的气氛非常轻松。如果餐厅人满为患，服务流程不够顺畅时，他的秘书兼簿记也会围上围巾，充当女侍。风琴师在餐后会过来问我：“雷，你最喜欢什么音乐?我来为你弹一曲。”在连续工作了五六个小时后，老板通常会请我们喝杯啤酒，然后再打卡下班。也就是说，这十五到二十分钟也算是上班时间。我们当然还享有免费的一餐。“你要点什么?”贺柏不但邀请我们，有时甚至还亲自下厨。夜总会的水杯设计别致，在曼哈顿玻璃上方有音符流动。夏天时，有一天晚上十分闷热，我在下班前拿了一个水杯，放入一些冰块，用纸巾包着。我对老板说：“贺柏，我偷了你的一个杯子，里面还放了冰块。我的房间现在很热。”贺柏咧嘴大笑：“好，你是我的广告商。请多多宣传我的杯子。”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10)

    那年夏天，贺柏结婚了。史黛拉金发碧眼，十分美丽，年龄比贺柏小多了。她让整个夜总会起了革命性的改变，打卡钟上贴了一张告示，明令员工在上班时间不能喝啤酒。主厨被遣散，换上一个助理厨师，年龄只有十来岁。经理也被赶走了，但没有找人替补。史黛拉自己当老板娘，她盯着我调酒时，我觉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时只要倒五分之三满，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满出来。我以前做得还算顺手，这时却偶尔会出差错。有一天，在她的无情监视下，我按错了收款机的按钮，一张写着二十的白卡跳起来，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实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应该是黑卡才对。贺柏不再围围裙了，他都穿西装，站在屋内一角观看一切过程。我感觉他似乎怀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时他总会愉快地说：“还好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有时他和妻子坐在吧台的尽头。他似乎想尽力讨好她，可是并不成功，史黛拉总是噘着嘴，很少笑。

    他们没有开除我。根本不需要，我是帮佣的性质。他们有一阵子没找我时，我又在安亚堡市内找了一份厨房的帮佣工作。

    我曾经帮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务。他好像是安亚堡银行的创办人或副总裁。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是50年代全区最令人难忘的宅邸。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只手，左手腕处裹了帆布，盖住断掉的部分。替他工作的难处在于，他总是过来帮忙他的助手，虽然他只有一只手，但效率却有两倍高。上工的第一天，我应该清除杂草，结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错误被发现时，我真是无地自容。“不要担心，”希斯先生安详地说，“留着不要动。我再插回去就是了。”如果我用双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单手的速度，甚至还破坏了他种的花草，我显然不值得他付一点二五美元的时薪，所以我试着更努力工作。我在厨房喝了杯水后，又匆匆继续工作。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错误。这次他说：“雷，想开一点，你显然不适合这种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一定评估我没救了。当天领完工资后，我说声谢谢，可能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了。

    可是一星期后，他又打电话来。这回的工作是清扫里里外外，特别是窗户和天花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密西根对爱荷华的大学美式足球大赛。午餐时，希斯太太给我一份腌熏肉和鸡蛋三明治，放在盘子上，还有一杯可口可乐。她说，不必洗盘子，只要丢进水槽里就行了，随后她就和先生去体育场。密西根前一年也和爱荷华对打，中场时，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但身着黄蓝球衣的密西根在下半场奋起直追，终场是十四比十二。希斯夫妇知道我也很关心这场比赛，因此打开客厅的收音机，让我在工作时，可以听到球迷的欢呼声以及鲍伯·雷诺兹(BobReynolds)清晰敏锐的播报。多么巧啊，播报员说：“历史会重演。”中场时又是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下半场密大又奋起直追，地主队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时，我也变得很激动。这时我注意到主卧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绵擦一下。床头几看起来很牢靠，所以我就脱下鞋子踩上去。由于一心注意球赛，忽略了一个细节。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布在床头几上，却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个瓷器。也许这瓷器并不值钱，但如果他们把它放在床头，可能有情感上的意义，无可取代。我跳下来后，肯定了自己的恐惧，瓷器并没有碎，可是破了一角，很容易看出来，我把它放回原处。如果没有这件小意外，密西根连续两年从落后大反扑会让我更开心一些。希斯夫妇回来了，我应该主动告诉他们缺角的瓷器吗?我想算了，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可以省了告诉他们的麻烦，他们也可以省了说“没关系”的麻烦。希斯先生兴高采烈，对我解释密大打赢的原因：“他们用了一些大二的学生。不要小看这些小伙子。他们打得真好，不是吗?”他要太太肯定，她也跟着附和，让我印象更为深刻。他付钱给我，我谢了他们，匆匆离去，希望能忘记这整件事。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11)

    那年夏天，贺柏结婚了。史黛拉金发碧眼，十分美丽，年龄比贺柏小多了。她让整个夜总会起了革命性的改变，打卡钟上贴了一张告示，明令员工在上班时间不能喝啤酒。主厨被遣散，换上一个助理厨师，年龄只有十来岁。经理也被赶走了，但没有找人替补。史黛拉自己当老板娘，她盯着我调酒时，我觉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时只要倒五分之三满，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满出来。我以前做得还算顺手，这时却偶尔会出差错。有一天，在她的无情监视下，我按错了收款机的按钮，一张写着二十的白卡跳起来，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实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应该是黑卡才对。贺柏不再围围裙了，他都穿西装，站在屋内一角观看一切过程。我感觉他似乎怀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时他总会愉快地说：“还好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有时他和妻子坐在吧台的尽头。他似乎想尽力讨好她，可是并不成功，史黛拉总是噘着嘴，很少笑。

    他们没有开除我。根本不需要，我是帮佣的性质。他们有一阵子没找我时，我又在安亚堡市内找了一份厨房的帮佣工作。

    我曾经帮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务。他好像是安亚堡银行的创办人或副总裁。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是50年代全区最令人难忘的宅邸。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只手，左手腕处裹了帆布，盖住断掉的部分。替他工作的难处在于，他总是过来帮忙他的助手，虽然他只有一只手，但效率却有两倍高。上工的第一天，我应该清除杂草，结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错误被发现时，我真是无地自容。“不要担心，”希斯先生安详地说，“留着不要动。我再插回去就是了。”如果我用双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单手的速度，甚至还破坏了他种的花草，我显然不值得他付一点二五美元的时薪，所以我试着更努力工作。我在厨房喝了杯水后，又匆匆继续工作。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错误。这次他说：“雷，想开一点，你显然不适合这种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一定评估我没救了。当天领完工资后，我说声谢谢，可能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了。

    可是一星期后，他又打电话来。这回的工作是清扫里里外外，特别是窗户和天花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密西根对爱荷华的大学美式足球大赛。午餐时，希斯太太给我一份腌熏肉和鸡蛋三明治，放在盘子上，还有一杯可口可乐。她说，不必洗盘子，只要丢进水槽里就行了，随后她就和先生去体育场。密西根前一年也和爱荷华对打，中场时，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但身着黄蓝球衣的密西根在下半场奋起直追，终场是十四比十二。希斯夫妇知道我也很关心这场比赛，因此打开客厅的收音机，让我在工作时，可以听到球迷的欢呼声以及鲍伯·雷诺兹(BobReynolds)清晰敏锐的播报。多么巧啊，播报员说：“历史会重演。”中场时又是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下半场密大又奋起直追，地主队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时，我也变得很激动。这时我注意到主卧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绵擦一下。床头几看起来很牢靠，所以我就脱下鞋子踩上去。由于一心注意球赛，忽略了一个细节。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布在床头几上，却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个瓷器。也许这瓷器并不值钱，但如果他们把它放在床头，可能有情感上的意义，无可取代。我跳下来后，肯定了自己的恐惧，瓷器并没有碎，可是破了一角，很容易看出来，我把它放回原处。如果没有这件小意外，密西根连续两年从落后大反扑会让我更开心一些。希斯夫妇回来了，我应该主动告诉他们缺角的瓷器吗?我想算了，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可以省了告诉他们的麻烦，他们也可以省了说“没关系”的麻烦。希斯先生兴高采烈，对我解释密大打赢的原因：“他们用了一些大二的学生。不要小看这些小伙子。他们打得真好，不是吗?”他要太太肯定，她也跟着附和，让我印象更为深刻。他付钱给我，我谢了他们，匆匆离去，希望能忘记这整件事。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12)

    两周后，安亚堡银行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他们有一件在金库的小差事给我，而希斯先生说我是个好工人。我不是去经手现钞或金银珠宝，但在一个星期多的工作时间内，我的确是在钢门后工作。银行有好些笔商业交易早就结案了，在防火金库内，总账堆满了文件柜，特定日期前的部分不重要文件必须加以清除，我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文件找出来。我必须说，希斯先生对我的信心不但充分，而且持续了很久。幸运的是，这次我不会把栽种植物误以为杂草，也不会打破贵重物品。不过，因为我正在申请美国的永久居留权，金库的工作快完成时，移民局来信通知我，案子还在审查时，不能发给我工作许可，因此我只好不情愿地停止在银行的工作。

    我持续很久的一项工作是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底特律的吉罗公司(GiffelsandRossetti，Inc)号称是美国大型的顾问公司，一度雇用一千多名专业员工。结构部的主管是哈利·艾尔斯博格(HarryEllsberg)先生。身为犹太人的他，对少数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他也是韦恩州立大学(WayneState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因此我以绘图赚钱在密西根深造的计划，让他产生了兴趣。除此以外，没有人会雇用一个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又接近中年的外国人来当新手。我刚进吉罗是在1956年，其后，我经历过各种工作形态：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一周上两天班、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请、从安亚堡以汽车共乘制通勤上班、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前前后后在吉罗工作了八年。之间我也在安亚堡找零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餐饮业。

    绘图员可以说是灰领阶级，要把工程师的草图画在大张的描图纸上，之后印成蓝图。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几何概念、擅于制图和写字的巧手、对建筑业的粗浅知识，包括钢制品手册的使用，而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坐在绘图桌前。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有经验的绘图员每小时可挣三美元或更多。如果再加上加班费，绘图员的薪水可以抵得上薪资较差的知识分子，例如助理教授。

    这个工作的一大缺点是对眼力的伤害，下班后开车回家时立刻感受到这一点。好处则是具有放松的效果，可以一整天画着直线、用手写字，却不必动用太多脑力。由于工作时不必耗费脑筋，我常让一些想法在脑中漫游，让结论水到渠成出现，而不是像解决数学题目一样要求有立即的解答。我就这样在工作时沉思默想。工程绘图就像涂鸦一样，让知性有个自然的出口，脱离周遭的环境。格尔会抱怨，我有时候明明人在身边，心思却不知飘到何处，想来这是其来有自。我已经把自己训练成心不在焉，而且行之有年。

    在吉罗，公司的规模可以吸收额外的人力，忙季时也雇用一些工程学系的研究生，因此很少遣散正职的员工。我在结构部门不会构成同事的威胁或竞争，因此从来不曾体会到自己和同事相处融洽。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厌烦待在底特律，决定去芝加哥，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个工作，又在伊凡斯顿(Evanston)找到一个房间，这里夏夜比较凉爽。搭乘高架铁路不会比搭共乘汽车五十英里麻烦。但办公室内的其他数名绘图员并不知道我只工作一个夏天，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不好过，尤其是一个留小平头的年轻人，会用放大镜来证明我画的直线都是歪的。

    当时我的弟弟竞存正要成为一名顶尖的航天工程师，他批评我花在打工的时间太多，并且装做打工是很神圣的事情。这样的批评只有部分是对的，其实有时我非常不喜欢上工。我讨厌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整个城市都还在睡觉，我却必须面对刺骨的寒风，穿过森林街(ForestStreet)旁的空地，到离密西根大学只有一条街远的一家叫“球员休息室”(TheDugout)的小咖啡吧帮忙弄早餐。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高谈阔论，他们要弄熄烟蒂时，用的不是烟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还很用力，强调他们正在讨论的产业工会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这么做，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点，就没有办法用机器来清洗。在早上的忙碌时刻，每个瓷杯都得派上用场，没有太多时间来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盘。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13)

    在餐厅当打杂小弟，必须穿上浆过的白制服，戴上顶端有个网子的白帽。店内有儿童时，收银员会按铃，我就冲上前去帮他们处理杯盘。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时，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儿子说：“把盘子留着，只要跟着中国人就行了。”小孩好像听不懂，她又说：“艾瑞克，我告诉你，只要跟着那个中国小弟就行了!”我当时已年近四十，待在学校的时间多过其他人。不过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谁叫我做的工作是打杂“小弟”。

    即使我有自己的价值观，以外在的判断来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远不动摇。害怕失败的感觉一直存在，有时很想放弃长久以来的奋斗，因为这种奋斗似乎漫无终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取得美国公民权，就有资格从事和国防相关的翻译工作，我受过的军事训练将是一大优势。调查研究中心(InstituteforSurveyResearch)的人告诉我，如果我复习基本统计学，再加修相关课程，在他那里找工作就没问题。在某个时点，甚至重回工程学似乎是较合理的选择，但是我还是决定坚守历史领域。

    不过，在酸葡萄心理作祟后，我发现以劳力赚钱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感。一天靠劳力工作两三个小时，在当时足足可以赚到最低生活费，事实上还是劳动的好方式，除了活动身体外，还可以打破孤寂的感觉。我的自由感和乐观主义来自于我的自给自足，能够看到劳力的“成果”直接转成现金，无论有多微薄，都可以说是特权。不说别的，我就无法在中国有这样的经历。即使是从欧洲和中东来的研究生都承认，虽然为期甚短，靠打工赚取工资仍令人喜悦，因为在他们国内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我曾对我的同学透露我在国民党军队时的一些经验，但有一件事是当时无法说出或写出的。195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生日的那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带着蒋介石送他的生日礼物：象征长寿的盆栽。我那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的随从副官。我之前曾陪他晋见盟军最高统帅，但不是待在车子里，就是待在劳伦斯·邦克(LawrenceBunker)上校的办公室。听说邦克以前曾当律师，当时则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定副官，为人沉默寡言。但朱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时间可能没完没了。麦克阿瑟将军有空时，总会和朱将军聊天，例如空战对抗两栖作战等，这是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最需要知道的课题。麦克阿瑟将军说着说着，总会回忆起他在太平洋西南区的作战经验。因此我通常喜欢坐在车子里等，车子就停在第一大楼前方。

    总部的卫兵戴着白手套，别着宪兵袖章，配着刺刀步枪。那天我们通过卫兵站时，我准备把盆栽交给朱将军，因为他一个人也拿得动，但他说：“来吧。”我就跟着他走过邦克上校的小办公室，进入麦克阿瑟将军的大办公室。

    我觉得麦克阿瑟将军的本人和照片差很多，我原先以为他很苗条，事实上他颇壮硕。近看之下，下巴也不浑圆饱满。七十岁的他仍然很年轻机灵，但和那些美化过的照片相比，仍然显得苍老，没有那么整齐干净。依照礼节，我把盆栽递给朱将军，再转送到麦克阿瑟将军手上时，朱将军介绍我：“黄上尉是雷温乌兹新出炉的毕业生。”对我真是一大恭维。朱将军念过麻省理工学院后，也是从雷温乌兹的陆军参谋大学(当时称为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在学校时，我们听过不止一次，美国陆军界的所有一级上将都毕业自雷温乌兹，只有一人例外，而这个唯一的例外麦克阿瑟将军，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几年书。学长提起母校时亲密而念旧的语气，多少有些成为精英和“圈内人”的自傲感。我甚至记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说了什么，我只感觉到那地方不宜逗留，所以立刻告退，整个会面历时不到五分钟。这会面看来似乎很寻常，但我们担心的是，朱世明当时虽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却是在盟军最高统帅的监督之下。负责注意朱将军的是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Willoughby)少将。他是麦克阿瑟的G2(情报官)，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朱将军。数个月后的五月，我陪朱将军到台北，向赠盆栽的蒋介石述职。朱世明当时很可能被逮捕，而后被无限期地拘禁，就像后来的孙立人中将一样。孙将军是缅甸战役的英雄，一度还是蒋介石个人的参军长。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14)

    我于1949年5月向驻日代表团报到时，是副官袁韦兴上校的助手，工作很轻松，我们负责和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联系。如果是中国官员要出差到日本，我们就知会外交部门，如果是其他情况则转到一厅(人事)。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写了一封抱怨信给团长，说中国政府答应授他勋章却食言，这就该由副官来处理。盟军人员曾志愿到中国“打共产党”，我们还加以婉拒。日常行政业务完全由非军方的员工处理，由我们负责督导。代表团的军官总部又宽敞又舒适，千代田的洋政馆似乎是东京最气派的使馆区之一。即使丧失掉中国大陆，我们仍然代表盟军。中国的驻日代表团团长是盟军驻日代表团(AlliedCouncilforJapan)的一员，我们派驻一排的武装部队，象征占领军的势力。代表团约有一百二十位成员，车阵包括一辆巴士和三十辆以上的轿车，私人的车辆不包括在内。

    10月间，团长朱将军忽然开除了他的秘书，命令我当他的随从副官，我一点也不高兴。当时我在办公室看看书，不当班时享受很多闲暇及自由。中国的情况令人痛心，我只希望能不去想，不管称作享乐主义、克己主义或逃避主义都行。我决定置身事外，让事情自然而然演变，同时尽可能暂时享受人生。皇家马厩骑马俱乐部已核准我的会员身份，而我也刚熟悉盟军在箱根、迹见和日光的休闲设施。如果担任团长的随从副官，势必打断我的个人计划。

    我曾经当过将军的副官，职务内容近似家仆。他们说副官是将军的替身，可以在传递命令时学习如何做决策。在骑兵时代，这种说法可能正确。在紧要关头时，带着司令部公文的年轻军官可以骑到最前线，抽掉一个团，或是补充后备人马。自有电子通讯设备以来，这种刺激业已成过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朱将军都不是作战的将军，反而更像是外交官。他曾在蒋介石故乡的浙江省担任保安司令，不过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还曾在华盛顿担任武官，在外交部当情报官，有时还充当蒋介石的翻译官和特使。我不太可能仿效他的生涯模式。我不喜欢枯坐宴会桌一整个小时，看着日本来宾透过翻译官和团长对话，一边猜这位来宾是自由派或民主派，或最近转成保守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一边还要牢牢记住将军的下一个行程。

    我请袁上校向朱将军求情，说我在助理办公室是不可或缺的。我也试过要他们指派秦少校当随从副官。将军不肯答应，不过我还是设法争取到他的让步：让我待在单身营区，而不搬进将军的官邸。

    我个人非常仰慕朱将军。他说一口毫无瑕疵的英文，有时还夹杂美式口语。他认识上千名美国友人——将军、海军上将、西北航空的副总裁、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等等。他的记忆力直追照相机。我才说有一位吉派垂克先生来电，他就接着说：“邀请他星期四来吃午餐。”之后他会说，这位吉派垂克先生在战时遇到他时是何身份，当时是在华盛顿或重庆，现在从事何种行业等等。我和朱将军愈来愈熟后，还对他开玩笑说，他当我副官的表现，会好过我当他的副官。他尽量无视于我的一些缺点，当我因自己的鲁莽冲动对他抱歉时，他会说这是“湖南脾气”。他自己也是湖南人，把直言无讳视为美德，但这却不利他的外交生涯。

    我成为朱将军的副官后不久，听到所谓的“叶山会议”。驻日团在离东京约五十英里的叶山度假小镇有间宾馆，作为周末休闲娱乐之用。代表团的资深成员举办宴会时，子女就在附近的海滩游泳。这场会议一定在我当副官前不久举行，因为消息泄露，朱将军才开除他的秘书。我只听说，部分人士在会议时说了不该说的话。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不宜打探细节。朱将军绝口不提这件事，我身为他的随从副官，自然也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会暗示我想追查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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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民党驻外人员来说，1949年是艰困的一年。华盛顿的国务院已颁布《中美关系白皮书》(UnitedStatesRelationswithChina)。在共产党掌权后，美国大使馆人员仍留在中国大陆，似乎暗示可能承认新政权。11月底，蒋介石仍留在重庆，指挥最后一场内战。副总统李宗仁照理应掌控政府，但他却飞到美国，要求援助未果后就滞留不归。在台湾的流亡政府困惑又沮丧。驻日代表团也不是统一的单位，是由国民党政府内不同机构代表的总和，有监察院、国防部、外交部、资源委员会、光复委员会等等。党系统和秘密警察的势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渗透其间，每一个代表在国内都有靠山。此时此际，要让代表团的信念和宗旨团结一致是很困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后，好些国家立刻承认在北京的新政权，首先是印度，接着是芬兰、瑞典、瑞士，而苏维埃集团的成员国还不算在内。新年后不久，英国跟进。3月的某一天，荷兰大使到朱将军的办公室拜访，临走时说：“将军，想开点。”他离开后，朱将军对我说：“他来告诉我，他不再承认我了。”荷兰大使团已接受政府通知，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个人情谊，荷兰大使先来和旧同事道别。

    朱将军显然想不开，他很认真。这时的他非常寂寞，和家人已分离了一段期间。他对美国特定人士的敌意已根深蒂固，不过他仍喜欢且称赞美国。《史迪威文件》中提到，朱世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力争取中国应有的战略物资，据说因此被马歇尔数落了一顿。我不知道身为外交官的他，承受了多少冷眼与嘲讽。不过，虽然他不时会笼统指控：“该死的美国人，他们总是自以为是。”但他内心不曾反对美国。事实上，他真心崇拜麦克阿瑟，相当尊敬马歇尔。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拨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经费给国民党政府，但数个月后国务院和外交部仍然毫无动静。朱将军直接去找马歇尔。他向我描述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如何反应：“马歇尔立刻拿起话筒。他也许不太热衷，却很诚实。他拿起电话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但朱将军此刻正坐在我对面。’”回想起来，这件小事不会让朱将军讨好他的美国友人。他形容马歇尔诚实，等于间接暗示许多其他人不诚实。

    朱对杜鲁门的个性也有一针见血的观察：诚实但喜好争辩，囿于小我的忠诚。朱将军告诉我，甚至连美国都握有国民党贪污的证据。杜鲁门掌握的一些档案显示，当汽油和润滑油运到中国，作为美国的补给品时，中国官员的确拿了回扣。但杜鲁门不愿公开这些文件。只有碰到支持国民党立场的人士时，他才会拿出档案强调：“这些就是你们的朋友，一群贼!”和杜鲁门相关的最有趣轶事是“JL的弟弟”。JL是黄仁霖中将。说来也巧，有一次他还好心称我为他的“弟弟”。黄中将体格高壮，性情亲切友善，到东京时发现我的名字叫仁宇，于是和我称兄道弟，给我面子，让我不知是否该高兴。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位和我同姓的将军，在中国管理一些机构，希望模仿美国陆军后勤军务处(SpecialServiceoftheUSArmy)，想尽办法讨好美国人，却只挣得肤浅虚伪的名声。他的问题在于，他想成为中国的桑莫维尔(Somervell)将军，自己却扮演鲍伯霍伯的角色。有些被他款待的美国人会在背后模仿他：“我是个将军，哈哈哈!”JL的弟弟刚好和他相反，人矮得多，相当瘦，戴一副眼镜，态度安静含蓄，因此我们都称他为“JL的弟弟”，似乎他被更有名、更外向的哥哥抢尽风采。但是，朱将军说，此人虽然不过是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可以一通电话直通杜鲁门总统。JL的弟弟是大使馆内的小角色，却曾经和参议员时代的杜鲁门打过牌。杜鲁门成为总统时，这个小角色还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但是，他和美国最高官员的个人交情，显然超过那些大使和特使。他回台湾后，杜鲁门还透过中国来宾传达他的问候，甚至还说了句很不可能的赞辞：“他真是天杀的玩牌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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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将军和我从叶山回东京时，也正是我们闲聊的时刻。如果他要在乡间招待朋友和贵客，通常会在前一天晚上抵达。有时代表团成员的妻子会担任女主人，她与先生也会先到。我必须带领司机开车去接客人，载他们到会场。回程时多半是周日午后，我会坐朱将军的车子，和他聊个数小时。他已经当了二十年将军，却代表一个即将流亡的软弱政府。我想他一定觉得生不逢时，浪费才干。就我所知，蒋介石的长期新闻官董显光就有同样的感受。他们最难忍受的是，被才识远不及的人侮辱耻笑。有一次，我对朱将军说，我可以完全体会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已当了七年的上尉。第二天，他颁布命令，令我十分尴尬：他将我的薪水调高成少校等级，也就是每个月多出五十美元的津贴。

    但我要强调的重点在于，个人的优点无法和命运的安排作对，这和《天空中的赌场》主旨相去不远。我举了参战的朋友、同学和相识的人为例，我还告诉将军日本人在东北的情况，他们一度是天堂的选民，但一夜间发现一切化为乌有。我看到他们在沈阳空寂的街道上辛苦跋涉，推着装载微薄家当的小车，向收容所报到，车上挂着白色的小旗，标示着军团和目的地。每个人身上只要有超过十五美元的物品，就会被没收。他们悲哀的脸显示出幻灭的梦想和消散的野心。后来我听说，有些人想到还要回到已成瓦砾的故乡时，不禁悲从中来，于是翻过遣送船的栏杆，自沉于黄海。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要向日本人学习的地方。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强的使命感，才能领导一个颓废丧志、士气荡然的民族呢?大部分旁观者自然而然会站在胜利者的一边，不去理会失败者。即使到1949年，这样的势利仍然盛行于日本。有一次，代表团收到日本童子军全国协会的邀请，到日比谷公园参观童子军全国大会，办公室里没有人要去。我邀请一位成员的女儿同去，看童子军比赛搭帐篷、挖坑洞、快速生火煮饭。但我们被安排在大出意料之外的位置，被指引到两位日本绅士的旁边，正如我次日向朱将军报告的，他们穿着“急需干洗的燕尾服”。显然地，在邀请函被送往外交圈后，美国陆军只派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前来与我们为伍。我们又发现，离我们不到十五英尺远的主帐篷内，坐着天皇和皇后。在我们右边的另一个帐篷内，只坐着两位穿着学校制服的男童。我的同伴忽然想到：我们应该请他们在我们的节目表上签名。不过说得一口好英文的皇宫内臣说，天皇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传统。不过，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引见我们晋见天皇夫妇，也许天皇愿意和我们握手。那时我们仍然想说服他，说天皇非常勇敢，已经打破许多传统，如果内臣愿意一试，也许天皇会同意。这位内臣一定觉得我们无可理喻，于是就走开了。最后我们错失了晋见天皇、和他握手的机会。不过，我们的确取得其他人的签名。希望邵海伦至今还保有明仁皇太子的签名，因为他显然就是下任天皇。至于李亲王，我只能说他觊觎朝鲜的王位。至于那两位衣着陈旧却正式的绅士，原来就是松平康昌侯爵和幣原喜重郎男爵，连朱将军也大吃一惊。他们看起来穷困却不失尊严，符合克难时期领袖的角色。但是在请他们签名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何方人物。所以绝不能靠衣裳来判断人。也绝不能随便丢弃童子军活动的邀请函。

    不过，朱世明将军并非不了解现实。他对我透露，如果我们的国民党(那时他和我都不是国民党员)政府既软弱又没效率，却可以维持二十年的政权，那么共产党至少也可以再掌权二十年。至于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如果他们不要发表不切实际的主张，安安静静待个三五年，也许还有希望，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将是关键所在。可惜的是，国民党支持以色列，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敌意，幸好拉丁美洲集团可以平衡他们的票。国际情势如此复杂，美国的立场还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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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将军虽然不失智慧或勇气，却缺乏纪律和耐心。他认定波旁威士忌是“用马铃薯，不是用小麦”酿的，作为纵饮的借口。他一激动，就决定有话直说。有时他把朋友变成中立人士，把中立人士变成敌人。如果美国人听从官方指示，对国民党政府很不客气，他就非常瞧不起那些人。可是如果是出于信念而诚实发表意见，他反而会尊敬。有一次他邀请一群美国记者吃晚餐。上咖啡时，他训了他们一顿：“如果敦克尔克大撤退后，你们一直讲英国完了，英国的确会完蛋!”但他身为国民党的外交官，却犯了一个无可原谅的罪，居然说毛泽东是军事天才。他指出，毛泽东从不曾放弃中共军委主席的头衔。别人说朱将军很像金日成时，他总是显得很高兴，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像。

    接近1949年年底时，我们已经知道无法摆脱“叶山会议”的风波。这时我已设法拼凑出所有消息，不过多少还是要靠猜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人员宣布转移效忠对象，引发轩然大波。这时朱将军和代表团的资深官员在乡间开会，彼此交换不寻常的意见。我无法相信那些官员亲共产党，但对美国的愤怒却是一致的，起先是针对杜鲁门—马歇尔政府的态度，其次是美国媒体不断诋毁中国的领导资格。就朱将军的立场来看，所有的人不过是表达个人情绪，因此他从来不曾承认有过“叶山会议”。不过，谣言盛传，驻日代表团要学法国大使馆叛变，提出主张的人据说是法律顾问吴文藻。

    就常识来说，在东京麦克阿瑟的军事政权之下，要变节根本不可能。吴文藻和他妻子——著名的女作家谢冰心——都是在美国受教育，但他们却毫不掩藏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他们就读东京美国学校的子女对同学说，他们家会回中国大陆去住(他们一年内做到了)。驻日代表团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朱将军因为不在东京而没有与会。一名团员的妻子据说告诉一名外国特派员：“今年我们最后一次庆祝双十节，明年就庆祝10月1日了!”这句话随后登在东京的报纸上，无论是英文或日文。

    类似这样的消息最后融入叶山会议的故事中，一起传到台北去。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身为职业外交官的副团长沈觐鼎扮演了何种角色。但至少对朱将军来说，沈是告密者，于是撤消他在代表团中的特权，以为报复。官方报告不再送到他的桌上。将军无法参加盟军驻日代表团的会议时，身为大使的沈理论上应代理职务。但朱将军反而指派一个位阶很小的官员去，甚至在外交官名单上都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沈氏夫妇不再获邀参加社交活动。代表团军官俱乐部举办新年宴会时，他们出席，独自坐着，没人理会。我请朱将军不要对副团长如此恶劣，他听了很是生气，差一点当场开除我的随从副官职位。

    到了1月，台北当局开始认真追究叶山事件，派了调查团到东京一探究竟。更复杂的是，团长是何世礼中将，也就是何东爵士的儿子。何中将和朱将军是雷温乌兹的同班同学，因此同样受教于威洛比。威洛比将军很值得一提：他是德国人，原名是卡尔·维登巴哈(KarlWidenbach)，虽然担任麦克阿瑟的情报官达十年之久，但他最骄傲的事却非关军事，而是侦破共产党间谍网。对我来说，他身旁的副官看起来不像军官，反而比较像特务。几天前我才参加他主办的一个鸡尾酒会。我自我介绍，并说朱将军遗憾不能到场，他就告诉每个人：“朱身体不好，派年轻的副官代表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说。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的话提醒我，我不是我自己，而只是别人的影子，而这个影子又是别人的影子。

    何将军在东京接受一连串的款待，包括朱将军发起的盛大宴会。没有人提起他的来访牵涉到怀疑代表团不轨。但威洛比举办午宴，介绍何将军给情报单位的同事时，却没有邀请朱将军。这种情况非比寻常，尤其想到朱将军的职位和他们之间的私交。

    朱将军就这样发现自己处境为难。代表蒋介石送生日礼物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是他，不仅如此，当国民党空军侦测到定海岛的共产党军队配有苏联喷气式飞机时，将情报传给麦克阿瑟的也是他。起初麦克阿瑟不肯相信。“绝不是喷气式飞机。”他的口气很权威。朱将军拿出空照图后，他才相信。然而朱将军却被自己的政府调查，当然会被盟军当局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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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时为止，朱将军已得罪很多在台北的人士。对他来说，外交部长叶公超(乔治·叶)是“小孩子”。即使是CC系位高权重的陈立夫，都曾经从他那里“得到教训”。更不要说汤恩伯，“我管浙江时，他是我属下。”他如此说。事实上，他大可对其他人等闲视之。他们也许认为他古怪高傲，很不合群，可能乐意见他丢官，但他们都不是他的死敌。然而，汤恩伯将军恨他入骨，简直可以吸他的血。

    这个汤将军，就是曾在上海统帅第三方面军的那个汤恩伯将军。汤仍是下级军官时，受到陈仪将军的提拔和栽培。抗日胜利后，陈仪成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管理失当，对台湾人民残暴，因此下台。共产党军队席卷中国大陆时，国民党政府正要撤退到台湾，陈仪显然毫无未来可言。但国共在沿海对决的最后阶段时，汤还率领数个师。有军阀观念的陈仪想，为何不劝汤放弃无望的挣扎呢?如果劝汤加入共产党军队，他率领的数个师可以毫发无损，在新政权下取得一席地位。陈仪于是写了一封“亲爱的小老弟”的信给汤，坦呈他的计划。汤果然是个叛徒，将信交给国民党高层。陈仪因此被捕，后来被枪决。这封被照相存档的信，后来登在台北的报纸上。

    汤恩伯对国民党的效忠受到肯定，但他还是要建立战功，才能获得权力。他已丧失他统领的几个师。只有一个方法：征召日本的志愿军。那时国民党深信日本人是良好的战士。如果汤能征募到前日本皇军的资深兵力，加以训练后，和国民党军队在离岛并肩作战，一旦成功，发起人铁定可以获得晋升。在1949年和1950年年初，小群的日本兵偷偷搭小船离开家乡，有些被日本海岸巡逻队拦截，但其他人设法偷渡成功。这不仅违反日本法令，而且也触犯了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策划组织这起行动的人士，和驻日代表团里的某些人声气相通。如果是特务、结党和其他秘密活动，即使是团长也无法完全控制。

    然而，朱将军破坏了汤的计谋。他正式否认雇用日本国民的政策，事实上等于揭穿了偷渡计划。他如何警告牵涉其中的团员，我无从得知，不过从他们被叫来关起门来开会，我想他无意坐视这件事。在这件案子里，他也和威洛比的C2保持联系。汤将军所以愤愤不平之处在于，当代表团依照惯例，请麦克阿瑟总部批准汤受中国政府之命访问日本时，事实上反而造成总部拒绝。最后总部来函表示，在目前的情势下，汤将军不宜来访，主要是我们的意见使然。汤已经持有机票，不肯相信有这回事。他还是硬搭上飞机，赌东京的美国人不敢驱逐他出境。飞机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停留了三个小时。在这起小小的国际危机中，无线通讯往往返返，最后这位粗鲁的将军被劝下飞机。但是他极力想摧毁同情共产党的朱世明。如果他为了报复而摧毁他的恩师，他当然不会同情二十年前的长官，而且他现在的官阶并没有低一等。

    朱将军仍然拒绝接受叶山事件的阴谋论，深信何世礼的报告可以还他清白。春天时，他似乎找到让攻击者哑口无言的好方法。蒋介石已正式复职为总统，希望打破国民党在台湾的外交孤立困境。陈诚将军和吴铁城将军都是由老将转为外交官，被派到东亚各国，谋求成立反共联盟之类的组织。吴铁城到东京时，朱说服他带领我们——他自己、另外一位团员和我——和他的幕僚一起行动。他在台湾的敌人怎么可以指控他同情共产党呢?他在国际反共前线上奋力作战，而且直接在国民党杰出大佬下工作。4月，我们在汉城停留两夜。这次拜访没有具体结论，但我们被飨以国宴，还参观阅兵仪式。令我惊讶的是，数名南韩高阶军官竟然是我的旧识，他们用不同名字加入国民党军队，成为野战级的军官。他们在中国时，我们想都没想过他们是韩国人。汉城的主人盛大欢迎我们，却抱歉这回被迫简陋招待，保证未来“统一后取得北韩时”，一定更花心思来款待我们。两个多月后，北韩的坦克把他们全都赶出汉城。

    我们的下一站按理说是马尼拉。我们访问菲律宾已获许可，但这时从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紧急电话，要吴铁城和朱世明立刻到台北报到。因为这通电话，我无缘见到“东方之珠”。但在1950年5月，还有比错失观光良机更重要的大事。到台北后，我才了解朱将军案子的严重程度。有一家报纸如此报道：“但既然朱世明敢回来，他一定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多种刊物都提到叶山会议，但没有一家给予明确定义。一家杂志社以朱将军的案子和数年前山口淑子(中国称为李香兰)案并列，让读者更觉复杂。总之，朱将军的媒体关系并不好。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19)

    我最好不要过度膨胀想象力，来重建朱世明和蒋介石会面的情况。蒋介石和访客的对谈，都已由曹圣芬详细记录。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办公室内数量庞大的记录，包括蒋介石的手谕(接令者只能抄下来但不能保存原件)，以及数千份属下必须缴交的自传，将来都可能让史学家吃惊。我想在此建议的是，许多西方人都有错误印象，以为他是独裁者。在朱将军的例子中，结果绝非由蒋一人决定。朱必须和不同部门局处主管面谈，其中包括控告他的人，之后才能达成共识，做出处置。因此我们在台北停留了十二天，到最后一刻才了解最后的安排。

    不过，我能作证的是朱世明将军的人格。如果错不在他，他绝绝对对不会勉强自己道歉或招认，以求快速开释。相反地，他让那些想判决他的人慢慢等，他凭着信念直言无讳，绝不屈服于任何官阶或影响力。他到外交部低阶官员的拥挤住处时，才真正能放轻松。在整趟台北之行中，他和汤将军的对质最为精彩。

    两人的会面，是在徐学禹先生主办的晚宴上，地点是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内。徐先生是招商局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两人都认识的友人。他邀请两位将军在公共场合见面，希望借由他的调停，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汤将军肯来，就是好兆头。不过，在晚宴时，依习俗要有一个人当主客，汤依礼婉拒，朱就毫不客气地坐在主位上。徐的助理想介绍两位将军，其实没有必要，他们之前已见过面。两人间的对话如下：

    朱：事实上，我们在浙江时，你还受我管辖，即使时间很短。

    汤(语气柔和)：没错。

    朱：但实际上，你是一个大将军，我怎敢指挥你?

    在众人怂恿之下，他们互相敬酒，纪念过去的时光。但在鸡肝冷盘和嫩炸猪肉之间，气氛一直很僵硬。徐是这方面的老手，想到一个方法。一桌十来人中刚好有一个相士，在第二道菜上来后，他自动展现他的技艺。他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CC系人，“这个人的脸，”他说，“看起来如槁木死灰，但心里如牡丹花盛开。”这个技巧混合了侮辱与赞美。最后他的性格分析转为人要宽大为怀的道德教训。根据他的看法，汤恩伯不只是位勇敢的将军，而且很有组织长才。朱世明才华洋溢，却不知如何自制，他太受西方侠士风格的影响，对女士比对同袍有礼貌，并不善长中国固有的谦虚之道。等到鱼这道菜上桌时，一切都整理清楚了。彼此间的争议不过是大误解而已，没有人心存怨怼。如果有冲突，也只是性格的差异使然。

    有一阵子我对徐先生的巧思赞佩不已，他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停战。但我现在认为，在缺乏正式法律管道的环境下，在其他国家可能动用军事法庭或国会调查，在中国一定要在酒菜之前以具约束力的仲裁来解决。相士事实上诉诸自然法则。否则，一个人如果面如槁木死灰，心如盛开牡丹，相士如何能预知他的可能作为呢?就面相学来说，不必提及叶山会议或征召日军。而且人格评断还让汤将军多少获得道德胜利，或多或少弥补他被日本拒绝入境、从飞机上被拉下来的丢脸处境。

    我们起飞前三十小时，才知道朱世明获准离开，但并非全身而退。他回东京后必须递出辞呈，其他就不予追究。我们要出发到机场的那天早上，出乎人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电话，蒋介石想见朱世明。在此之前，朱将军一直很镇静。最后关头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引起了相当的震撼，他的额头和耳后冒出了几滴汗珠。难道解决方案被推翻了吗?难道在蒋介石办公室有更凶险的消息等着他?比被迫辞职还糟?他去了一个小时，一回来我们就直奔机场，立刻登机，花不到数分钟。空中小姐送来晚餐时，将军才对我透露，他最后一次被蒋介石召见时，吓得魂飞魄散。蒋介石在引发这么多焦虑后，只不过是想和朱世明握手道别，会谈只不过持续数分钟。虽然现在不能再保障他的工作，但蒋很有风度地感谢他的副官，谢谢他二十多年来的勤勉效忠。朱辞职后按理就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理论上不能再见到蒋，而的确也从此没再见面。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20)

    在东京，我接到我的退伍令，换成平民护照。我陪朱将军去见威廉·席巴德(WilliamSebald)，他是麦克阿瑟外交部门的主管，身兼大使职务，和朱在盟军驻日代表团的地位是相等的。朱很希望去美国发展，和家人团聚。以他的语言能力、在美国的人脉和毕生经历，他在美国无疑更能施展得开，不像在日本束手无策。但对方没有正式拒绝发给他签证。席巴德不要他的护照或正式申请书，只表示必须由国务院决定。他送朱将军搭电梯时说：“朱将军，好好保重。小心一些，你不像外表那么年轻。”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席巴德的消息。

    在东京，其他几位被解职的代表团成员成立了一个龙根(Lungan)贸易公司，请朱将军当总裁，他同意了。他或合伙人都没有资金，打算从零开始，从事进出口业务。如果他们早几年成立公司，成功的机会比较大。但当时占领军已经逐渐放松管制，日本国民再度可以自由旅行，也可以自行办理进出口事宜。新手只凭脑力和辛劳在最最竞争的领域上碰运气，既无财力支援，又没有内线管道，这样的时代已经过了。龙根又挣扎了数年后，最后终于歇业。

    朱世明从此郁郁寡欢。他对美国的爱不亚于对中国，但两边的官吏都同样被他的直言快语所激怒，让他无处可去。朝鲜战争开打后，他对麦克阿瑟的态度甚至也变得模棱两可。他不曾再与盟军最高统帅会面，但他知道，只要麦克阿瑟继续当日本的太上皇，这个世界上就还有他的栖身之地。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当天，朱将军忽然生病，住了几天医院。后来鸠山一郎显然要取代吉田茂成为日本首相，让他再度陷入焦虑的深渊。在战后初期待在盟军驻日代表团时，他反对鸠山一郎担任高官的资格，原因是这个人过去的好战立场。但幸好日本比他想象中慈悲。1965年他逝世于日本。

    我到美国时，朱将军还到羽田机场送行。后来我忙着求生存，逐渐和他失去联系。听说他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设法申请到观光签证，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他的儿子SamuelCChu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最近我们通信，证实上述说法。Samuel还告诉我，将军在日本的共济会兄弟，替他们这位从前的首脑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葬礼。

    在安亚堡，我曾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约谈过一次。我在日本时，曾替龙根公司工作了数星期。到美国后，我替他们出了几趟差，不拿酬劳。在朝鲜战争期间，该公司曾和中国大陆做了笔小生意，可能是透过香港，结果被美国政府列在黑名单上。联邦调查局的干员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才洗刷我反美活动的罪名。

    我还有一个心结待解。接替朱世明当驻日代表团团长的是何世礼将军，也就是前来调查他的人。他命我继续待在办公室里，直到他自己的副官熟悉环境为止。因此，有一段时间我的名字还列在外交官的名单上，即使在法律上我已变更身份，在日本登记成半永久居民。这种不一致困扰了我一阵子。我不知道台北当局如何处理我的退役。幸运的是，我在成都中央军校的同班同学汪奉曾上校来美国，我请他回台北时帮我查查我在国防部的档案。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他说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规定，记录上还添了备注：“该军官应永远不再委任或聘用”。

    “你为何不写小说?”

    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指导教授是罗伯特·浩伊(RobertFultonHaugh)，他是英语副教授，当时也教创作课程。我告诉他，我曾经历的许多事不失为写作的好题材，但太过复杂，很难处理，他于是建议我写小说。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21)

    对浩伊教授而言，小说是包容复杂的理想形式。看看《战地春梦》吧。这个家伙不喜欢战争，但他仍然参战，当救护车司机。他对意大利人又爱又恨，他自愿替他们服务，但却被指控为逃兵。他不希望遵循传统，但担心他深爱女孩的名声，担心两人之间的小孩没有名分。他彻头彻底地独立，却必须依赖家里寄来的钱。他几乎就要变成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但在朋友怀孕面临生死关头时，他又显现出感伤而害怕的情绪。这是人类的悲剧。他想控制自己的命运，却又做不到……书中有多少种冲突呢?算不清了，也许有六七个之多。

    浩伊教授问我是否看过《日正当中》(HighNoon)这部电影?我说有。他问我是否看过这本书?我说没有。他问我是否看过《泉源》(Fountainhead)这本书，我说没有。他建议我看这些书。

    当时我并不明白，浩伊教授所说的，在可理解的环境下，内在的冲突刻划出细微的心境转折。我是个直率平凡的人，我面临的微妙处境全都来自于外在环境，这就是属于历史的范畴。

    回顾过去，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作为史学家的准备条件，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密西根大学更好的地方。安亚堡校园的核心是个大广场，来自四个角落的小径在此交会，形成X形，我们称之为“对角”(diag)。环绕广场的是高矮不一的建筑，旧大楼的正面是厚重石墙，但新的侧翼可能是玻璃和铝铸建筑。高楼可能平地而起，单纯的小楼房消失无踪影。校园内有橘色和灰色的砖造建筑，也有呈现水泥原色和白灰泥的建筑。校舍展现不同时期的风格：希腊神殿、哥特式大教堂、国际风格、苏利文和法兰克·莱特等等。如果在蓄意的不规则中展现自然流畅可以算是创造力，密大学生每天经过对角时，一定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发。正如建筑所展现的，此大学从来不曾是“固定编制”。可以想见的是，负责规划和开发的景观委员会中，都是实验派的信徒。

    我也在校园内进行我的实验。由于我先念大学部，因此修了一些外国学生想都想不到的课。其中有一门是大一的“美国政府与政治制度”，是基础课中的基础课。我周遭的学生几乎只有我的一半年龄，令我有些不安。看着他们玫瑰般的面颊，我感觉他们应该是我同学的子女，而不是我同学。想想看，十六年前，我在南开大学是最年轻的学生，现在却是最老的学生。不过，在这堂课上，我才知道美国的城市可能是由市长、委员会或由议会指派特定人士来管理。有些州甚至事先准备各式各样的特许状，让自治城镇自行选择组织体系，好像选成衣一样。由于中国的政府都是单一体制，因此我认为这是相当有效的入门信息，可以了解多元社会如何运作。我自己就从来没想象过，因为每次开车经过美国城镇时，街道标志和停车定时器看起来都一样。根据逻辑推论，我会猜测其后的办公室也具有同样的架构。

    我又修了一门“美国社会”，这门社会学课程的用意在于，每次都能用数学方法来测量人民的意见和态度。令我吃惊的是，不是每个美国教授的子女都成为专业人士，很多人往社会阶层下方流动，成为劳工。有一学期我甚至还修了绘画课。起初我以为我们画裸体模特儿时，会觉得很尴尬，但课堂一开始，每个人都努力展现技艺，注意力全集中在“写生”，而非裸体。无论如何，要将三度空间的人体表现在两度空间的纸上，总是极难的任务。随着课程的进行，模特儿动作也变快。手中的木炭无法捕捉眼睛看到的景象，真是一大挫折。不过，令我惊讶和妒忌的是，班上竟然有才华洋溢的年轻艺术家。一开始我们都是从“单面”起步，也就是说，所有的画都是扁平的。但随着时日进展，部分有天分的学生开始超越平面的限制，显然比我优秀许多。因此，学期结束时，我得了一个差强人意的B，既感宽慰又觉满意。

    至于浩伊教授的建议，我曾尝试却无成果。最后我只好告诉他，我无法把心中所想全部化为文字。我是否有资质模仿海明威和艾恩·蓝德(AynRand)，已经是一大疑问。但这先撇开不论，不同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能轻易挤在狭小的篇幅里，却又要求达到小说的顺畅和切要。在刻画出的全景中，自有特定机制。即使我想减轻题材的“沉重感”，为求经济简约着想，我也必须以抽象名词来加以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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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和指导教授的闲谈还是让我得到许多乐趣。浩伊说，美国工人很喜欢他们的工具，当成玩具来玩。我就说，站在工人的立场，可不尽然。如果刚好碰到一台老式木框的洗碗机，可一点都不好玩。而且刚好是炎热的午后，杯盘堆积如山高，刀叉胡乱埋在吃剩的牛排、马铃薯和浓汁之中，鱼骨头和柠檬皮混在一起，偏偏女侍又跑来说，她要用到三十五个冰淇淋专用盘子，五分钟后宴会就要开始。浩伊教授听了咯咯直笑。有一次他问我，我提过这么多将军的名字，为打破单调起见，为何不描绘一个要开会却找不到靴子穿的将军呢?我说，就我记忆所及，是有一位将军非常贴近他的形容。不过，并不是找靴子。国民党一二五师的陈少将临上战场时，常常找不到地图。

    我是在东北见到这位陈将军的。林彪在四平街施展“人海战术”后，大多数国民党将官对敌手的坚忍都心存余悸，下令部属坚守岗位，接到进攻的命令时就敷衍了事。对方大举反扑时，他们就停止进攻。但陈将军可不是如此。他的一二五师装备不多，但被前线指挥部视为机动部队，有时填补前线的缺口，有时移到最东边或最西边去巩固侧翼。他的师没有汽车运输，子弹也不够用，但这位个子矮小的将军却从不抱怨，为何他的部队总是有许多任务。他常身先士卒，仿佛带的是步兵连。你只要在地图上指出他的目标或目的地，他就会保证准时到达，不论有无敌军阻挠。总是来去匆匆的他，穿的是网球鞋，而不是浩伊教授说的靴子。但是他有乱放地图的习惯。“我的地图呢?我的地图呢?”看他到处摸索，真是好笑的景象。地图可能好好塞在他的外套口袋里，挤得有点皱，让他找不到。

    但陈将军的故事并没有快乐的结尾。不到一年他就被共产党军队俘虏，是东北第一位落入林彪陷阱的将军，其后许多将军也陆续被俘。我很难告诉他们整个故事，却不交代林彪的“人海战术”以及共产党军队得以机动作战的背景因素。探本溯源的工作势必没完没了。就这样，不管我喜不喜欢，创作之路绝对不可行。我已踏上非小说之路，无法逆转。

    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就我的情形而论，我必须像学徒一样，先通过前两个阶段。不过，无论我想多谦虚，如果我想在这个领域上有所贡献，就不可能避开最后一个阶段，我的主题迫使我必须如此。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命运的安排，在我到安亚堡之前，思考的过程已开始在我身上启动。许多矛盾在眼前开展，我必须从历史里找原因。

    在密西根，我接受指导，成为工匠和技师，但我拥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因此我对这个州心存感激，像垦荒时期传说中的巨人保罗·班扬(PaulBunyan)这么离经叛道，居然可以受到居民的尊敬。我也欣赏校园可以容纳不同流派的建筑，而且可容纳十万一千零一人的足球场更是一大特色。

    在密西根大学，我没多久就了解到历史的多样化。在一堂强调撰写传记的课程中，我选择比较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Webster)的各种传记。令人惊讶的是，在总图书馆中，他的书居然占了整整一个书架。更惊人的是，同一个对象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手法。后来我在同一门课中又学到，即使是同一位作者，也可以用纷歧的角度来处理同一个题材。运用这项特权最淋漓尽致的是英国史学家墨利斯·艾诗立(MauriceAshley)。他早年出版一本书名为《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Cromwell，theConservativeDictator)。由书名可知，作者对克伦威尔没有太多的好话。即使这位护国主嫁女儿时铺张奢华，也成为他这人无足可取的证据。但数年后，艾诗立出版了自认更成熟的作品：《奥利佛·克伦威尔之伟大》(TheGreatnessofOliverCromwell)。同样地，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内容。内容不仅较成熟，而且作者立场丕变，就像职业棒球选手一样，在两队同一天连续比两场比赛时，在第二场被交易到敌队去。仿佛这还不够夸张似的，艾诗立还在参考书目中引用自己早年出版的文章，作为不同学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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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艾诗立所以能建立鼎鼎大名，并不是因为只会任意变换立场。他能克服自我驳斥，而且从中获益，历史学家得以从中建立完整而全面的观点。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经过多年的准备工夫。在密西根的历史学系，有位教师具有绝对力量，引导学生走向通彻之路。他就是前系主任霍华德·俄尔曼(HowardEhrmann)。一开始，对我们这些习于美国大学进度的学生而言，俄尔曼教授似乎完全不教书。他很少讲课，更少在一个主题上停留十分钟以上。有一天，研讨会中的一名学生查过目录表后，把她的惊人发现告诉全班同学：“好好笑，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但俄尔曼教授当然和别人合编《密西根大学现代史》(TheUniversityofMichiganHistoryoftheModernWorld)，共十五册。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习惯俄尔曼的风格。他的历史学识丰富异常，又认识无数的学者，有些还有很好的交情。他上课完全不准备，但是这种即兴风格必须有很强大的资源为后盾。他又能善用技巧，激发研究生的喜悦与热情。他可以从布莱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和约的签订，转到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但不会丢掉听者的注意力。他习惯讲述主题的前景或背景资料。他会毫无预警地讨论内在议题，其本质通常引发许多争议。他闲话家常般点出争议之处，讲得津津有味，令人心动。他在过程中不断抛出相关的参考书目，班上的一两名学生会点头称是，其他人则羞于自己的无知与不足，下课后就直奔图书馆寻找救兵。只有额外的阅读，才能移除盲点。

    霍华德·俄尔曼以认识纳米尔(Namier)为荣。这时我们都已知道，纳米尔就是路易士·纳米尔爵士。他的方法被称为“纳米尔方法”或“纳米尔主义”。他评估18世纪的国会议员时，要读者先不管他们属于保皇党或自由党。他钻研他们的来往信函，研究他们的家族账户，甚至找到现金收据，最后证明他们结成小党派，其中成员流动性很高，结党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私利。经过十年辛勤的研究，他在《政治结构》(TheStructureofPolitics)一书中发布他的研究成果。这故事的教训是，当历史学家对细节很有兴趣时，必须持续耕耘，有明确目标，才能建立体系。

    虽然俄尔曼教授研究的是欧陆历史，对意大利尤其有心得，他还是要我注意另外一位英国史学家古赤(CPGooch)。教授要我读遍古赤写的所有东西，或详读一部分，略读其他，并注意他的风格，把他的作品和别人相比较，掌握相关参考书目，寻找评论他的文章。直到今日，乔治·皮巴迪·古赤(GeorgePeabodyGooch)仍是我最欣赏的史学家。他和皮巴迪家族有亲戚关系，因此以皮巴迪为中间名字，也因此能成为“私人学者”(privatGelehrte)，可以随自己高兴读书写作，不用去考虑生计问题。他的文风清晰流畅。不过，为了准备撰写《17世纪民主思想史》(HistoryofDemocraticIdeasintheSeventeenthCentury)，他看了不下三万篇专论。就这两位历史学家而言，只有深入研究后，才有能力得出总括一切的概论。两人一个严肃，一个温和，风格完全相左，但都同样具备独立自主的精神。

    俄尔曼教授的教书技巧之一是拒绝回答问题，他常把问题抛回给学生，嘲笑学生没有办法自行寻求解答。有一次我决定不要被他所吓阻，我在课堂上问了三次：如果社会契约的概念为法国人所接受，又具体展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为何总是被史学家称为“非历史”呢?教授三次拒绝直接回答我，但他暗示，我必须发展出自己的史观才能理解。从此我得到如下结论：任何值得被称为革命的运动，一开始都是非历史的，因为现行法律制度无法再处理内在或外来的问题，革命党人才被迫创新。他们宣称现行体制无效后，已经别无选择，只能重组自然法则，再创新猷。但如果要他们承认发动武装叛变是为了进行实验，这将是不智之举，他们一定会宣称历史站在他们的这一边。社会契约应运而生，成为遐想文明开端的工具之一，也增加了革命党人所勾勒社会的可信度。事实上，就历史而言这不可能成真，正如一个社会不可能自己重生一样。惯例如此，历史学家对革命意识形态不存幻想，这并无不妥之处。意识形态基础的修正，实际上可以使革命后的社会更容易融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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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亚堡，我随着安德烈·洛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AndreiLobanovRostovsky)修俄国历史。据我所知，他是唯一把贵族头衔带进美国学术圈的人。在他的两本著作中，“王子”出现在作者名字之后；我不只一次听他引述别人称呼他“洛拔诺夫王子”。和俄尔曼教授的松散随性相较，他的讲课是可喜的对比。他的课规划完善，有条有理，按部就班，精准如时钟，从大纲演绎出完整架构，遣辞优雅洗练。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教书生涯之初，他必须克服许多困难，才得以使技艺尽善尽美。现在他授课时从容顺畅，毫不费力。他不需要讲稿，照样以清晰的头脑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崇拜他的女学生说：“啊，他是一位王子呢!”不过，我心想，他超人般的纪律对他纯熟的表现一定不无贡献。洛拔诺夫教授所专长的项目，我可能永远做不好，让我更是敬佩他。后来我教导大学生时，尝试以他为榜样，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

    洛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还让我学到一件事：就西方的标准而言，俄国历史并非已经完整开发的领域。相反地，研究美国或西欧历史时，里程碑都已标示清楚，许多议题都已达成共识。即使在尚未达成共识的议题上，正反双方的意见都已为圈内所熟知。但学者研究斯拉夫历史时，处理的是尚未划分清楚的疆界，指标少之又少。因此，历史学家自己必须对历史的全程发展了然于心，随时警惕，从基辅公国到新经济政策都必须对答如流。不消说，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必须自立自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无法自欺欺人，说自己专长于某一小范围，作为深度不足的借口。

    我从青少年开始就对美国很着迷。在密西根，我修了美国历史、美国宪政史、社会史、外交史等等，以满足我的兴趣。这些课程由七位不同的教师传授，但杜艾特·杜蒙德(DwightDumond)教授让我的印象最深，因为他是反奴隶运动的权威，对我而言是全新不可知的领域。虽然我广泛接触美国文学，参与美国生活，但我从来没听过奥伯林学院(OberlinCollege)、美国短论社会(AmericanTractSociety)或班杰明·隆迪(BenjaminLundy)，更不要说是“地下铁路”。因此，他的每一堂课都是全新的体验。在50年代，美国人还不习惯今天的自我批判。杜蒙德指控美国是“腐化的国家”时，有时我心头不免一惊，原来他认为这个国家纵容“谋杀、纵火与勒索”。当时，任何人只要主张种族平等，宣扬废止种族歧视，就会被冠上“他想让妹妹嫁给黑鬼”的罪名，但杜蒙德教授却在课堂上大声宣称“美国的未来种族将是黑白混血”，而这甚至不是他起头的预测，他只是引述前人的说法。

    下课时，同学讨论杜蒙德的道德家色彩是否强过历史学者，大家意见不一。但教授坚称反奴运动自有其法律上的依据，他主张，国际法并没有允许基督徒以教友为奴。他虽然全心全意研究自己的专业，但并非没有多方面的兴趣。有时他也会以唱作俱佳的夸大叙述，提出他的独到见解：美国内战完全起于西南部和西北部的经济利益冲突。“如果当时阿利根尼山脉以东发生变故，例如地震或海啸将东部沿海卷入大西洋海底，”他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内战还是会开打，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以他对反奴运动的深入研究，他能以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军事史，技术问题变得更为重要。他对李将军毫无半句恶言，李将军是一流的军人，只是为南方打仗，反抗高压统治。杜蒙德对史东渥尔·杰克逊(StonewallJackson)的称赞更达于顶点。这些人的精诚奉献很难不影响到他。如果说我没有从杜蒙德学到任何史实，我至少学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力道与复杂，由于我的人生之路较为古怪，我并没有机会从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看到这些特色。

    不知道是出于潜在的欲望或是纯粹巧合，我选修的课程都和社会的大规模动荡与暴乱相关，其一是全欧洲的宗教改革期间，另外则是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多年后的今天再回顾，我可以说这段时期的知识可能有利于史学家，让他更了解同时代的中国，效果胜过单单只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数世纪以来缺乏步入现代的大突破。研究者处理不存在的题材时，不太可能从中发掘出原因。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学者甚至无法理解，在大我的生活中欠缺某种重要成分，也无法见证解释欠缺的原因。比较务实的做法是找一个例子来探讨，从中寻找失落的环节以及实际发生的突破。17世纪的英国就是这样的例子，当然其间发生许多大规模而复杂的演变，当时这个国家经历了内战、弑君、尝试共和国政体、护国主、复辟等等，最后发现某一种解决方式其实并没有好过其他种方式，甚至可能更糟。这段史实的时间横亘了近一个世纪，其大熔炉吸纳了经济危机、宗教争议、宪政僵局及外交压力。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难道只学到每个层面都出差错?不过，多位史学家的观察令我印象深刻。他们指出，在斯图亚特王朝后期，习惯法庭承认平等的存在，有助于社会重新恢复稳定。再进一步推论，两套法理原则合而为一，让农业经济可以如常运作，与国家经济中更进步的层次(如银行体系和外贸)并行不悖。大家都知道，中国还没经历这样的演化阶段。

《黄河青山》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黄河青山》 安亚堡，密西根(25)

    迟至50年代晚期，密西根大学只有一位教授中国和日本历史的教师，既主持研究生的研讨课，也在大学部教概论课程。这位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WhitneyHall)教授还是一位知名的日本专家，目前于耶鲁任教。我请他当我的中国史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时，他的立即反应是我应该去哈佛。有了哈佛文凭，会更容易敲开就业市场的大门。就业市场姑且不论，霍尔教授愿意指导我吗?他说好。我与他的往来十分令我满意。霍尔本身虽然是哈佛人，但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迟至40年代，包括许多日本人在内的史学家都同意德川时期对日本有不良的影响，到明治维新后国运才开始好转。霍尔教授的研究却显示，即使是在德川时期的中叶，日本已经开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货币管理。不论就制度或实例而言，政府财政制度和西方接轨已成为受注目的焦点。这和帝制末期的中国真是一大对比。

    我去找霍尔教授时，他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研究计划。他掌握日本肥前采邑的文献，决心描绘出该地区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常见到他，但常见面其实并不重要，我所需要的鼓励与警告，他都已经给我了。他也没有在我的研究途中横生障碍，好借以显示他是要求严格的教师。他不断强调中国历史“流动”或“有弹性”，也就是说，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等着被评估诠释，重建将使历史呈现许多不同的面向，在过程中当然有许多风险，不过胆小退却也无补于事，路总是要走的。至于我是否有潜力成为史学家，霍尔的评语很坦白：不太顺利，某些方面很强，其他方面严重不足。他建议我应该加强自己的纪律，扩大我在西方和美国历史的知识，强化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至于我是否有能力处理古文撰写的典籍，霍尔教授对我有绝对的信心。在我第一次参加初步口试时，在五个指定领域中当掉了两门，被迫再考一次。我意志消沉，霍尔给予我恰到好处的推动。“来吧，”他说，“鼓起勇气来，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些话分量十足。人虽然要承认错误，但不能认定从此就无法改变。

    这时我修了霍尔教授的现代日本历史。我确定学期报告题目是“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变动”时，我对他说，我想让自己熟练以制度来解读历史的方法。我想找出呈现时代剖面的正确方式。这可以算是综合方式。教育政策的改变必定是面镜子，可以反映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觉醒。我对单一或孤立事件没有兴趣。这篇报告得了A，从此我和教授建立起较密切的关系。我寻找博士论文题目时，经过许多波折。我出于本能想研究中国的内战，但我缺乏研究资料的协助，又无法抽离战争带来的情绪冲击，根本不可能处理这个异常复杂的题目。而且，自从我决心研究历史后，我比较倾向于克劳塞维兹学派的影响：一大堆炮火对历史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但有时短暂的小冲突反而可能造就历史的重大里程碑。在安亚堡的初期，我无疑仍受到道格拉斯·弗利曼(DouglasFreeman)的影响。我曾从东京的厄尼·派尔(ErniePyle)图书馆借出他的《李将军的中尉们》(Lee’sLieutenants)，在办公室看。但在密西根大学时，我有机会翻阅柯尔(ACCole)的《无可抑制的冲突》(TheIrrepressibleConflict)和玛格丽特·李区(MargaretLeech)的《华盛顿的起床号》(ReveilleinWashington)。后者对我影响尤大，让我不再迷恋军事史。就牵涉之广度与情绪冲击之深度而言，报道战争最好能远离战场，不必提及灰尘或坏疽。

    一旦决定题目和战争无关以后，我就有许多题目可以选择。不过，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是最惊人的历史发展，即使是抗日战争与内战，都可以说是那次史无前例发展的后续。中国与西方的多次冲突，以及每次羞辱后的调适，似乎都已经过充分探讨。但当真如此吗?那些专论或论文的共同缺点是，作者还不能接受历史的无可避免。中国作者持续指控西方帝国主义的进攻，西方人则照例指责中国傲慢、见识不足、拒绝改革。这些事件有相当丰富的文献，但欠缺的却是彼此的了解。鸦片战争开打时，马克思写道，一方以为自己具备所有美德，另一方则只知道贱买贵卖，就我所知的史迪威事件，及从朱世明将军听来的消息判断，我敢说双方的心态仍隔了十万八千里，毫无进展。问题是我们对历史的研究还不够深。我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经验让我上了一课：当代中国的背景必须回溯自帝制时期的过去。这些思绪让我转而研究明朝。如果东西双方的对立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将背景往上延伸数百年并非不合理。无论如何，清代的政治历史受到外族统治的太多扭曲，后期又在与西方冲突阴影的笼罩之下。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朝代，在体制上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特色。

    经过许多徒劳无功的摸索后，我的博士论文最后确定为“明代之漕运”。水道是一个时期的具体剪影，其运作情形是可以处理的题目。这个概括研究多多少少是智识上的练习，让我熟悉帝制末期政府的基础后勤设施。论文尚未完成，霍尔教授就前往耶鲁任教。接任的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和余英时教授对我的帮助远多于批评。在他们的推动下，论文很快获得委员会的通过。

    在其后多年，我继续扩展我的视野，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书，讨论明代的税赋制度和政府财政。必须掌握仪式过程的意义、军事装备状况、当时政治思想家争辩议题，再加上充分接触明代社会史、科技和文学，我才有把握来探讨明朝。我在安亚堡的最后两年时，发生了一件愉快的事。明代专家查尔斯·贺凯(CharlesOHucker)教授从亚利桑那搬到在奥克兰的密西根州立大学，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二十英里之远。他随后带我结识其他杰出的明代研究者，对我的智识成长有不可或缺的助益。

    上段记述或许可以帮我排除下列批评：说我的大历史概念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